精神病患者不能减免刑事责任，不是道德和哲学命题

精神病学和诊断技术不具备"司法鉴定"的实证精确；
精神病患者不能减免刑事责任，不是道德和哲学命题；
无法证明精神病与犯罪事实的关系，如同无法证实"犯罪人的出发点是否是好的"；
法庭和原告没有义务举证"犯人减罪的理由"，任何刑事责任减免，取决于受害者原告的谅解；

 

知识论和智能模型，在精神生理方面直接对应的学科是"神经功能康复"。精神病学可以看作是前者的父集，不过肯定与佛洛伊德无关。但精神病学更多地并没有从"神经功能为什么会损坏"的循症/循证的角度入手，侧重点变成了确定病灶的神经功能"清除病灶"后，再移交神经功能康复；从而成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倒是挺密切的，门诊习惯上有所区别，但在学术上几乎就是一家人。不过后者侧重于"精神病症状的对症的药物抑制"，前者更接近于神经康复的逆科室，即试图诊断出精神疾患的内科病理原因。

精神病的医学分科原则并不是追随"知识分类"，而是按照业务需要，直白点就是"方便赚钱＋成本控制"的最优化，从而淘汰出了最能适应该专业市场的分科。实际上这也是所有专业的真正的分科原则，只不过被称为"基础学科（如物理）"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投资，因此才显得象"标准答案"。因此医学分科之间，就会有一些彼此重叠的知识区域。如果按照"政治审批科学"的方式，假如不是造成人浮于事伴随着内斗内耗，就是总是有些地方监管"人力"不够。这种情况也不是学术特点，而是公有制体制的社会所有领域的特点。

任何一个精神病学专业的知识范围，都不存在对应于"精神病学司法鉴定"的知识体系；整个精神病学的知识范筹， 也根本不存在可供"司法鉴证"的实证知识。政治机关固然可以设一个"精神病司法鉴证专业"，安置几个把关的权威，甚至枪杆子赋予其理论自信；但是科学的知识体系，却不是枪杆子可以赋予的。今天的精神病司法鉴证，其实就是精神病简易门诊的事，如果不是疑犯为脱罪而配合渲染症状，就是在缺乏可信病史和症状观察下，按循症医学的归类，作"疑似某种疾病"的诊断。即使是从医学角度，也是极不可靠的。
案例一：山东一女法学教授在车祸撞伤儿童后，当众装疯亲手杀害小伤者，嘴里嚷"小三"，怎么判断她是真疯假疯？还是"撞伤不如弄死"？此案仅作交通肇事还减免！
案例二：广东一人自称"抑郁症发作"宝马撞死四人，只判五年！不知那些正方的同情心，是否发现自已的良心多得喂了狗？

"精神病患者犯罪，不可以减免刑事责任"，并不是道德和哲学意义上的命题，这是很多下意识"站队支持和反对"的人所没有意识到之处。由于精神病鉴定根本上不具备"司法意义"上的可靠性，因此"精神病司法鉴定"本身就是伪科学，实际上是犯罪人寻求法外脱罪的"关系学"的考验。尽管可以在枪杆子下或习惯法下"政治正确"。其真实意义，如同"犯人出发点是好的，没有真正恶意的时侯，减免刑事责任"，——>读者不妨自问，您反对过这条传统习惯法吗？不妨想想，支持精神病患者减免刑事责任，是不是同样的逻辑？

仅仅从语义上看不出上述"向弱者（犯人）倾斜"有什么不对之处，（此论前提，是犯人已经罪案成立，不再是嫌疑人，仅取于guilty or not，注意三者区别）；很多人（民粹）就会拿这种美好情操，往自已脸上贴金！同时作为攻击异议者道德的武器。此乃民粹的行为特征！但是如果是从个体价值观的角度，就会发现命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定"出发点是好的，没有真正恶意的"？从受害者的人权角度来看，犯人侵害时的出发点是好的坏的，能改变已经造成的侵害事实吗？怎么掉转来，变成受害者要去举证犯人"出发点不是好的"？

从道德上去举证犯人道德是好的是不可能做到的。犯人自已倒是可以举证（司法上是辩护的一部分），但原告和法庭接受不接受（因之而和解，或接受减免被告责任），就不应该由犯人自已作主！——>这难道很难理解吗？精神病患者减免刑事责任的道理，一模一样！要由原告和法庭，去证明犯人没患精神病，根本是不可能的，更是举证责任的倒置。但是犯人辩护一方，倒是可以用自我举证精神病的方式，求得了原告的谅解，刑事责任自然就减免了。因此该命题根本不是"精神病患者"可维权的权利，否则就是对人权和法治的侵犯。
ps1:古代法庭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都是道德法庭审判在先，"出发点是好的/精神病"减免刑事责任，即从此处而源出；
ps2:道德法庭意味着赋予道德审判者极大的干预司法独立的绝对的权力；
ps3:法治法庭允许被告的道德自辩，但是道德法庭则如同赌博，胜算甚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