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犯罪减免刑事责任隐含了道德治国的逻辑前提

精神病患者承担刑事责任，不是"傻子含笑上刑场"；
"精神病人犯罪减免刑事责任"隐含了道德治国的逻辑前提；
确实不应道德谴责犯罪的精神病人，法治对于犯罪绝不会"道德谴责"；
智能模型全面否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实证性； 佛洛伊德是一名哲学家；

 

笔者不敢断定，不加思索地反对"精神病人犯罪不应减免刑事责任"者之中，是否女性居多；但是笔者估计很多人反对该命题的理由，不是逻辑性，而是直觉性的。她们（少数是他们）一听到此命题，大脑中的pattern马上匹配的图画，就是一个流着口水傻笑的白痴，因为自已不明白的"严重犯罪"而"含笑上刑场"。实话实说，如果是这样一副图画，笔者自已也会打鼓，是不是要在法制上定一些豁免，——>不过这是多余的操心，因为所有法制（无论是否民主），都会有自由裁量权和特别恳请的赦免权，完全不必担心特殊情况。
但是按照人类智能流程，傻子含笑上刑场的图画，只不过是想象力丰富的逻辑白痴的理论创新；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绝大部分关于"精神病人犯罪是否应免刑事责任"的争论，正方的论据所能对应的命题，实际上是"精神病人犯罪，是否应该道德谴责"——>答案当然是否定！传统人道主义文化（特别是女性）就会以为，已经论证了命题；——>但是民主法治的司法惩处，却从来不是"道德谴责"！类似的逻辑偷换也出现在童大焕等，对陈水总郑民生那般犯罪的同情理由，"道德谴责凶手，是无用的"——>of course!

从目前包括法学教科书在内可见的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减免刑事责任"的论据（如果有的话），实际含义是"因为精神病人犯罪，是不能道德谴责的，因此是应该减免刑事责任"；但是其逻辑基础，显然是"道德治国"的人治，而不是"法治"。因此也隐含着对反主的攻击"反方是不人道的"——>这正是笔者作为反方，因为详细解释其基于人权的理据，在现实中所遭受到的攻击。在如中世纪欧洲的道德（基督教）人治社会中，"精神病人犯罪是否应免刑事责任"的含义，是强调教会掌握终审权的无限自由裁量权，显然也被天朝采纳。

傻子可能会伤人，但刑法中还有"过失伤害"呢！如果傻子能够布置精密的陷阱，象陈水总和郑民生那样，准确地实施恐怖活动的，还有可能是傻子吗？智能构成的模型可以帮助理解：如果一个人是天生的"条件反射（判断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严重犯罪，如果不是十分弱智而易于防范，就是已经在其成年过程中多次出现，因而其本人必定知晓自已发作时的危险性，也提醒其监护人和周边人等加以防范。两者都意味着犯罪结果将相应地问责于其监护人，而不是减免整体的刑事责任。错误的条件反射的建立，需要反复和时间。
ps:东莞最新案例，性质与郑民生相同的抑郁症患者，开宝马撞死四人后，"减免"只判五年；此恶法摇身一变又成了"贫富矛盾"了；

这里涉及到对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全面否定，却不必涉及佛洛伊特理论的内在论据。佛洛伊特实际上是将"潜意识"作为一个不可考证的黑箱，从中可以辩证出任意解释而不可能验证的假设；与"自利"没有联系，对"梦"的机理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佛洛伊特整个理论就是一套哲字罢了。在智能模型之中，潜意识不会凭空而生（佛洛伊德的观念相反），只可能是在成长过程的生活学习过程中，渐渐形成的pattern条件反射的集合。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甚至不存在潜意识这东西。此乃奥卡姆法则，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

因此就算是错误的pattern，也是生活和学习中的时间结晶，不然就是早就易于察觉，模式也已经固定的，易于防范的误差（如因智力反射功能障碍而导致的白痴）。因此所谓精神病人的"错误的精神障碍"的严重犯罪，与一个受到民粹宣传而产生错误的价值观相应的行动（如革命），甚至无法加以区分。后者何尝不是在成长过程中，因为错误的信息和自我利益的偏差，而产生了错误行动的精神障碍？请问是否能够能为民粹"被忽悠了""被洗脑了"，而对其杀人放火"减免刑事责任"？这样又回到道德治国，还是法治的问题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