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私人的自律，法律是公共的约束

美德法是传统文化对民主法治的狙击；
道德是私人的自律，法律是公共的约束；
美德法的真实含意是取缔法制，最终消灭法治；
美德法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的渊源和等价；

美德法是中世纪及更古老的传统文化，作为愚昧传统的记忆，试图在现代文明社会表达其存在的努力，挤进了法律条文的渣滓。美德法是传统愚昧对国民人权的勒索，最经常地体现在，美德法借法律"神圣"之名，对任何质疑者套之以"你敢不要美德吗"的要挟，从而将本来是维护国民人权利益的法治，转变成中世纪的"先进性神授"的绝对权力。如果有谁怀疑传统文化阻挠民主进程的力量，不妨自问，对于"精神病犯罪减免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人权宣言""女权运动""老权运动"等人道主义立法，产生过半分怀疑？

道德是私人的，法律是公共的。道德和法律之间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绝不可以混为一谈。美德法混淆是非的能力，取决于公众对于人道主义滥用，对于这些披着天使羊皮的魔鬼豺狼，缺乏必要的警惕，此即所谓"极左的心魔"，常称的"民粹"。这种混淆在汉语之中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几乎无法在语言上区分"掩着良心自律做坏事的'不讲道德'"与"公共问题不以道德作论据的'不讲道德'"。完全颠倒的两种观念，因为传统文化的残留，居然无法在语言上简单区分！颠倒黑白就特别方便！这恰恰就是美德法的立法依据。

美德法的真实含意就是取缔法制，消灭法治。美德法诉求于"公众自律的素质"，执法的目的是为了"一点点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平"，因此最终就应该不需要法律。美德法是为消灭法治而存在的。用叶檀公知的话来说就是"让中国人有道德"，以致最终结果就是法律成为多余的摆设。因此美德法的特点就林林总总的立法，中国称之法家。泛滥的道德"执法"必定大大超出政府（或法院）的执法能力，勉为其难之时，必定要挑（自以为）道德特别恶劣的分子，施以严刑峻法，此即中国古语的"乱世（因为无法执法）需用严刑"。

熟悉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定义的民众，很容易注意到，美德法的"法制建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专制"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共产主义过渡（转型）过程的产物，是阶级斗争（人民道德信仰太低）现实的适应；当共产主义建立后，世界大同，自然就不需要国家这种"道德高尚的阶级对自私自利的阶级的专制工具"。美德法的逻辑同样是，"法治是道德完美的乌托邦天堂的过渡阶段"，如果美德法是有效的，则人民的道德最终极大提高，当然就不需要法治，这种"不人道地惩罚犯罪分子的工具"了，不再需要法律了。

如果美德法是有效的，最终就不需要法治了；如果美德法是无效的，那是因为公民大众的道德素质太差，更需要先进阶级的专制教化。这种逻辑上的自洽，也恰好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丝丝入扣。但是传统文化在民众大脑中留下的记忆，让很多人宽慰于美德法"出发点是好的"。当美德法实际上不可能有效执法时，美德法的粉丝也声称，美德法的目的就是减少法律，当人民大众的道德水平提高后，就不需要这么多法律了。但是道德大棒能够成为林林总总的美德法，就在于其盗用了美德之名，行暴虐之实，挟持了公众之行。

现实并非可笑地滑稽！当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因为人道主义泛滥而导致的低人权；中国政府就总是很委屈的辩解，中国已经努力颁布了许多美德法，在几乎所有人道主义立法上，西方中世纪传统的恶法接轨，并举出诸如"精神病人有犯罪特权""未成年人有犯罪特权""女性有任性撒泼的特权""无关人士应对别人的子女负起父母的责任"……，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所谓的低人权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人道主义泛滥的恶法的泛滥！人道与人权在公共观念的冲突，也被享廷顿理解成"文明的冲突"，真所谓鸡跟鸭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