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开宝马残杀无辜的郑民生，昭示司法腐败

实证科学中的理论离不开模型，"模型"等价于"理论"； 
"失去目标"的导弹的自毁，抑郁症患者的自杀；
抑郁症的病理原因"我是谁？我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存在"；
抑郁症不会导致残杀不相干的无辜，恶性犯罪的病因不可能是抑郁症；
东莞开宝马残杀无辜的郑民生，昭示司法腐败的极高可能；

 

人工智能与生物智能的模型仍然谦卑地自称是科学体系中的理论。这是从最严格的科学标准而言，相对于目前那怕是医学界中绝大部分的严肃理论，已经是科学得不能更科学的权！因此不能作为论证精神病机理的限制性逻辑。这也是人工智能与生物智能的模型（理论）与进化论的区别。达尔文的观点是理论，但是进化论已经不是理论。特别提请注意，科学体系下的理论，总是对应着某种易于理解的模型，以便于客观取证；不会是纯粹的道德意识形态形而上学。在实证科学的"实体理论"之中，模型的实际意义等价于理论。

但是人工智能与生物智能的模型（理论）却是目前唯一具备技术实现的智能模型，同时也是唯一能够全面解释精神异常各种症状的理论模型。在人工智能方面，该理论具备抽象模型；在生物智能上，由于不具备实证检验，因此只是理论模型，不是"抽象模型"。（再次强调科学体系所需要的严谨）。因此称该模型下对于各种精神病机理的解释，也是最成熟的，也是唯一逻辑一致的。如果精神病患者犯罪，能够在人权法理上找到半点"减免刑事责任"的恳请理由，智能智能模型做不到的话，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科学理据。

从智能模型中可以轻易地确定"抑郁症"的病理，就是"自利目标"的模糊。如同机器人和导弹一样，生物作为一个智能闭合体，需要有一个"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在进化论中，因为适应效率的优势，而成为存在于世的任何活体生物，本来是天然的必质疑的断言："存在即合理"，在智慧生物的表达中就是"我思！故我在"。一旦这个理由不再成为不可质疑的默认，智能的闭环体就产生了自我目的的迷茫：我是谁？我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存在？比哲学上发神经更严重得多的生物后果是，所有条件反射失去了校准的基准。

在导弹系统中必须设立自毁的安全措施，因为一个"失去目标"的导弹是极可怕的，随时有可能反噬"主人"。大自然进化论的精妙，就在于也为任何抑郁症的生物患者，设置了自毁程序：自杀！作为人类一分子，我们可以对最终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表示同情；也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的情感，尽可能挽救未走上绝路的患者，——> 但是！如果这种所谓的抑郁症患者走上了残杀完全不相干的无辜的道路，甚至于他自已却没有死！那么导致其犯罪的病理，就绝对不可能是抑郁症！那怕此人的其他症状，明确无误地符合抑郁症的典型症状！

因此当东莞某法院，实际上是赦免了一位"抑郁症患者开宝马，连杀五人"而仅仅轻判其四年时，不知公众感受到的是"人道主义的公平"，还是更深刻地认识到"精神病患者减免刑事责任"，的的确确是一条可以被丧尽天良的腐败者滥用的恶法呢？东莞这位逃过死刑的恶性杀人犯的性质，与郑民生屠幼的的性质，完全相同！如果此人可以因抑郁症的罪名逃脱刑责，那么郑民生死刑在同样的标准下就是"冤案"！如果郑民生死有余辜的话，则笔者建议立案调查涉东莞案的主审司法人员，即以军事法庭形式的公务听证（美国惯例）。
ps1:判四年的话，实际关押就是两年，然后假释；随之"富人犯罪减N等"的舆论，也不能算是造谣；
ps2:笔者不关心军事法庭最终判决，但这批人民法官的确应该到军事法庭走一趟；军事法庭审讯公务人员涉嫌犯罪乃国际惯例；
ps3:尊重司法独立，应维持原判，还可赞扬辩护律师水平高；为确保司法正义，应将司审人员送军事法庭；此乃民主社会的国际惯例
笔者没有尝试调查一个数据，那就是在被称为"精神空虚的美帝国主义"社会中，由于其个人主义的传统文化，抑郁症的比例必定大大小于东方的，如日本和中国那样反复灌输"集体主义的民族梦"的国家。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太富裕""纸醉金迷让人醉生忘死"（汉语有时侯是个好东西），那么可以调查一下南撒哈拉那些穷得丁当响，但是吃饱一顿不会操心下一顿的非洲部落民，笔者估计这些（其实也是个人主义）的部落民，抑郁症自杀的比例，也会比中国和日本这些文明古国低得多！无他，自利没有被模糊。
思考题：当您听到东莞此案例时，感受是"中国更法治了，法制更加人性化了"，还是"他妈的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