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一轮奸民女案真假是非

"李庄被薄熙来抓嫖 "和"李天一轮奸妓女无罪"的传统共识；
李天一律师集团"恶人先告状，道德妖魔化"的心理战术；
法治社会不存在"指控轻罪，减免重罪"的司法交易；
李天一律师的"非法律辩护"在西方社会或有严重后果；

在薄熙来泡制的重庆黑律师案中，利用的就是"律师＝金牙大状"的道德负面形象，用道德妖魔化的手段，为颠覆法制完成舆论的准备。请问西方的法治是否允许司法当局，使用"宣传"的手段定制民意，为某种宣判铺路的？更何况是妖魔化？用宣传甚至是道德攻讦作手段，营造某种判决的民意气氛，是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特色？有趣的是，李天一的律师团，几乎步步照抄薄熙来集团的"道德宣传"的手法，无非是李将军的关系比薄熙来差得多，宣传规模也就小得多而已！薄熙来的法制部，和李家的律师团，难道都是不懂法律吗？

更有趣的是，薄熙来和王立军甚至与李家律师团一样，在成了"性丑闻上妖魔化"的共识。不知读者是否记得，薄熙来集团的官方美术大师，曾经PS了李庄"桑拿嫖娼"的假照片？李家的律师团技术差一点，但是却与薄熙来集团如出一辙地，利用公众传统中"陪酒女＝妓女，酒吧等于下流，娱乐等于缺德，缺德等于害人，受害的是未成年人……"；如此这般的语焉不详，却明白无误地暗示受害者是妓女，酒巴是容留妇女卖淫的场所，因此李天一等人轮奸无罪，而称之为"案中案"。"案中案"能成脱罪理由，必定能成为中国特色！
ps1："案中案"means nothing；"如无实证，不要引入实体；如果实证，不要引入逻辑关联"；法治是实体法，不是道德法；
笔者倒不怀疑这些律师或有"内幕细节"所恃。在辩证法发达的帝国里，只要官方关系够铁，要指证酒吧就是妓院，受害人必定是妓女，一定能找到某种好象是真的故事作证据。笔者奇怪的是，这些律师与李蒙记者之流，是不是真的如文字所显示的"义愤"，还是某种心理学的技巧？如果他们真的握有什么可以让公众信赖的，足以颠覆李天一轮奸事实的证据，又何必造作地表示其愤怒，而衬托他们已经因为情绪过分激动，已经不适合从事本案的专业辩护？如果是心理学的技巧，则在互联网的批斗大会中，笔者领教得太多了。
ps2:此处可以帮助理解"细节理性主义"，错误不在于"细节真假"，而在于"有何逻辑关系"？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该酒巴涉嫌卖淫；——>笔者也认为那种地方，就算老板洁身自好，也难保下头及搭单的妓女，在该处会联络合适的嫖客；所以只要贯彻"疑罪从有"，绝对可以泡制出"案中案"——>李天一等五人成为指证"容留妇女卖淫罪"的污点证人，是否就足以构成此五人"无罪"或"立功"的理由呢？关键在于，到底是容留妇女卖淫的罪大，还是轮奸的罪重？更何况从卖淫（先假定一下）需要出外开房来看，除非"疑罪从有"，否则要用此罪入酒吧老板的罪，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明显地，此老板没有强迫妇女卖淫。
ps3:罗织指控酒吧老板"知奸不报"可能还实在点；

笔者并非要证明酒吧老板的清白无瑕，而是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李家律师团自费当上福尔摩斯翻出"案中案"的证据来，"容留妇女卖淫""受害人涉嫌违法（卖淫）"，与"五位天才少年轮奸"相比，都是轻得不得了的"罪"。法治社会的确有"司法交易"，的确允许被告人通过指控他人的重罪（污点证人），换取自已的轻判；也允许被告人承认自已的轻罪，换取检方放弃对（证据可能不充分的重罪）的起诉。但是法治社会不存在"重罪指证轻罪，换取重罪轻判"的"司法交易"！必定是中国特色的某种理论创新。

考虑到李天一轮奸案中，司法当局已经否定了案中案的可能性，这位好象叫"兰和"的律师，应该庆幸他只是委托人的法律顾问而不是辩护律师；否则就成为案中造谣诬告，甚至伪证的涉嫌，极可能被附带起诉；而委托人却可以因其不当辩护（造谣）造成的损失，向他索赔。兰和律师轻则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重则甚至有官司甚至牢狱之灾。恐怕这就是兰和律师只是李家法律顾问（因此享有言论自由）的妙处。兰和律师的不当辩护可能对自已造成的后果，也同样向公众展示了，法治社会的律师如果完全没有专业底线，会有什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