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一案中的法学要点是未成年人不应减免刑事责任

法官自由裁量权不包含"减免刑事责任"；
"是否减免刑事责任"是原告受害者的绝对权力（人权）；
控辩司法交易不是"庭外和解"，"法庭不能减免刑事责任"是对受害者人权的承认；
李天一案中的法学要点是"未成年人不应减免刑事责任"；

李高音将军伉俪爱子之轮奸案，连环球日报也发出了同情未成年人的声援。如果陈水总郑民生这类穷人犯罪总能得到民粹阶级兄弟的同情，李高音衙内有权贵圈内的同情者，不足为奇，自然是各自同情的哲学理由。不过此案在法学上要点是"未成年人犯罪，减免刑事责任"的恶法之故。倘若根本没有可供漏罪的"有能力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则无论李高音衙内天一先生，在该案中根本没有可寻租的空间，也根本没有什么"不透明"的必要。又试问普天之下有谁敢否认，"未成年人减免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人道而非人权？

谢作诗教授曾经从他所理解的经济学，论证"轮奸案庭外和解，对受害人更有利，因为被轮奸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趁机捞一笔，不赚白不赚"。谢教授所研究者，既非社会学也非法学，（谢先生的张五常派经济学也是不伦不类的自相矛盾），大概不知道他是在建议取消"严重犯罪的检察公诉"，将刑法降格为普通的民事案件。逻辑上而言，刑事确实部分地，也广义属于民法。但是用于法制的话，最不可控的环节，是目前既不能确定，也不能阻止受害人是否会被协迫，甚至伪证，特别是在一个仍然存在浓烈的绝对权力权贵的社会之中。
ps:谢作诗实际上仍然是主张在马尔萨斯主义体制，对权力自由放任。但受害者的"议价"将因为低人权，而每况愈下；最终成了合法掳掠性奴隶；此略

刑事案是不允许庭外和解的，但是确实有可能存在减免刑事责任的可能性。谢作诗教授所论证的，实际上是"控辩双方存在司法交易的合理性"，不明所以然的谢教授将其误解为"庭外和解"。司法交易绝不是庭外和解，这也是法律常识。谢教授的正确之处，在于指出了司法交易"减免被告刑事责任"的权力，是在原告受害人的手上，而不是在法庭手中，更不是在公众"公共审判"者的舆论笔下。所谓控辩司法交易，就是被告者在犯罪事实确证以后，寻求原告的谅解，通过认错、补偿，原告理解的某些理由，争取减免刑事责任。

比较典型的减免刑事责任的案例，就是交通肇事案中，被告通过赔偿，争取原告（及代理人）签谅解书，以此作为法庭量刑时，在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最低多少年，最高多少年，特别严重者判多少年，此间区别就是自由裁量权），衡量对犯罪人的从轻。但自由裁量权不是重新修订法律，因此不存在从最低刑限的减免。轮奸案的道理一模一样。轮奸案本身有多严重，与本文命题无关，不必再谈被轮奸者多么痛苦之类。因为轮奸涉案犯罪确证以后，最低最高特别严重之自由裁量空间已定，是由刑法在制定之时的讨论，与此处无关。

但作为被轮奸的受害者，如果能够谅解被告人的恳情："我家天一未成年从小很乖，参加轮奸受害人杨小姐你，不好意思啦，天一性欲一来就犯精神病……，签签谅解书啦"，只要受害人杨小姐认同李高音将军伉俪的眼泪，旁人无从置喙，杨小姐谅解，到底是收了补偿，还是爱上了小李，还是真的同情了未成年，或者一时糊涂，甚至是放纵了罪犯……，那是受害人自主判断的权力。注意控辩双方默认权益的转移，当罪案未确定时，对于被告来说，是疑罪从无，受害人举证。但是犯罪事实已经清楚后，默认利益归于原告。

但是，正如我们从公共信息中了解到的是，五名轮奸犯罪人，不要说补偿，甚至连道歉也没有一声！如果不是反咬一口的话。原因就在于"未成年人犯罪如何优待"这一条恶法，侵犯了杨小姐作为受害者的人权，因此李高音将军伉俪，就把关系学的功力，统统用到了打通权力集中的任督二脉。象受害者杨小姐这样的贱民，那里值得将军等大人的垂询呢？不如果放在明清时代，杨小姐之类如果不感恩一下诸衙内的集体宠幸，竟然还让诸位大人为爱子操心，误了大人们为人民服务，弄不好就此人间蒸发，今天算是透明很多了；或该知足？
ps:综合各方信息，个人认为，李天一除非是四岁开始上小学，否则极可能涉嫌年龄作假；不过该细节与本文主题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