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和大革命》,左右派将在法西斯主义上达成共识；
建议关注"公知"是否遵循个体价值观，——>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当忽略了"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即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个体价值观，奥地利学派的逻辑基础），即法学上的"疑罪从无"，也即忽略了伦理学的"天赋人权"以后，归属于左派民粹的叶檀公知就与极可能是极右马尔萨斯主义的薛兆丰先生，就在法西斯主义的"监管，严刑峻法"上，达成了中国传统瑰宝的"法家暴政"的共识。当马恩毛左对重庆模式之类作仗马之鸣时，知道马恩毛左视毛帝为，视文革为天堂，视乌有之乡为圣地！但极少有人意识到，文革和薄熙来之类极左的心魔，甚至一直漫延到叶檀和薛兆丰这种公知！
ps1:叶檀公知在"旧金山空难"中又嚷嚷"政府管管海外游学业的乱象"，好象韩国空难是中国游学经纪弄出来的似的。
自从感受到胡温时代的言论自由有所提升以后，笔者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到《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共识上，同时也是与中央"渐进"的思路相符的共识。笔者特别注意那些被称为公知的却是民粹的左棍，甚至本身就是民粹的左棍上；同时也早就注意着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典型如张五常。人权个体作为左右派的金标准，令笔者轻易识别出前者的民粹是左棍，尽管他们最爱扣着"穷人，革命，民主派"的面具，笔者称之为怪胎民主派。同时也界定了后者，尽管传统文化总把私有制与马尔萨斯主义混为一谈。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马尔萨斯主义者及其政策，在损害了国民私有者的利益后，却被左派（典型如马恩毛）当成是私有制的原罪，变成了妖魔化市场经济的"活的稻草人"。而前者之民粹，又常被政府视为私有制，在恶化了国民私有者群体与政府的互利关系后，民粹所梦想（或自以为是的）民主，实际上是被偷龙转凤的公有制民主，赤裸裸的通往奴役之路，却与公有制统治者的信仰，完全吻合。相反所谓的统治者，一来未必不想自然转型的改革，二来开放了言论自由，三来充其量是马尔萨斯主义者，至少不会以反私有财产为信仰。
因此笔者非常强调，民主进程"宁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认人（朋党相援的革命）只能污合，认理（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个体价值观）才能成军"，以及"兵在精而不在多（团结左右朋党），党不在众在乎专；战在（自）卫不在好，胜在（有）度而不在狠"，目的要避免革命进程乱糟糟，不是被偷龙转凤地变成了公有制的治乱循环，就是被李代桃僵地成了今天不如昔的折腾。这一点既是历史的教训，实际上也是西方智者的共识。《黑客帝国第二集》讲述的"Revolution,Reload，革命，循环"所要说明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在三角演义的角度，可以很清楚地显然，扣着公知和民主旗号的左派民粹与右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私有者民主是何等的距离，又是何等地在法西斯主义的暴政上达成共识。文革思维习惯者，会把我们这种清晰的认识，视为对土左洋右的"扣帽子"，但我们却仅仅"We know "的现实知识而已，无非是作为自主选择的依据，此即"敌我识别"。至王老五地土左和洋中之中，他们如果理解了"自主选择"是天赋的权力，恐怕他们也不再是土左和洋右了。这种识别是很必要的，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稻草人内鬼对民主进程的危害更大。
因此笔者非常注意那些被视为意见领袖的公知们，是否符合"人权私有的个体价值观"。张五常，薛兆丰和叶檀等，只不过是财经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笔者还非常注意方舟子，方舟子的粉丝可以自行探讨一下，小方子的方方面面与五四运动时的鲁迅陈独秀等人有什么不同。笔者还注意到胡释之先生反户籍制度，没有尊重香港的自治权；注意到秦晖先生是庇隆主义者；更注意到比秦晖更激进得多的胡星斗先生，是一个赤裸裸的民粹左棍。建议这些人的粉丝，了解一下阿根廷是如何败落的，中国人均资源不及阿根廷二十分之一！
ps2:除了劫富济贫使用非法手段以外，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共同富裕"，也可以解释为庇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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