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中国都不可能实现自然转型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不可能实现自然转型；
无论是否一人一票，传统文化的综合表达，就是传统本身；
"反谷物法，废除旧制度恶法"有的放矢，杜绝了借革命和改革的混水摸鱼；
"反谷物法，废除旧制度恶法"实现了有效而低损的"革命"目的；
自然转型必定是恶（习惯）法已经被基层抛弃，统治者追加确认；

 

"精神病患者减免刑事责任"恶法的废除，作为自然转型中实战侦察，本身就说明了，无论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从下而上的革命，都不可能到达自然秩序的彼岸。因为"上层建筑"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妥协，传统文化群体对"统治者的革命"，只不过用强调传统文化的方式，更换"背离传统"的统治者而已。此即各路信仰群体所持的，所谓"缺乏信仰，道德滑坡，今不如昔"等革命理由之故。就算社会公众中有少数如笔者之认清恶法的人士，但裹挟在"一人一票（枪）"之中，传统文化的综合表达，也就是传统的本身。

倘或类似笔者这样"看透了恶法"的人士夺得大权，是否就可以强行推动"废除恶法"呢？这就是民国晚期的中央政府的困难。因为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它承载着上层建筑，法之所能执行，在于下层民众的传统大脑所能理解。因此在上层废除与不废除，在下层不但会遭受强烈的反弹甚至导致革命；而且具体执法操作上，也会与先前差不了许多。民粹反而会抓着一些"疯人说疯话受了刑"的例子，作为又一项革命理由，不会遭受传统群体怀疑。美国奉行"默认权益归于个体"宪则已经有两百年，仍未完全废除此恶法，可见一斑。

用"反谷物法，废除旧制度的恶法"理解自然转型，较之"革命"更为具体，不需要"波澜壮阔"，自然也就杜绝了借革命浑水摸鱼的可能性。如同心脏瓣膜作为回止阀，不会让"脏血"回流，心脏的搏动就高效，而不需要太有力。相反风湿性心脏病人（还有先天心病人）的瓣膜损坏，心脏就必须搏动得更有力，并出现代偿性增生，以便能够"更有力"，实际上就是"心脏效率低下"的证明。这与革命如果不能杜绝混水摸鱼，大政府不能杜绝寻租逐利，则看似强大而政府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只不过垂死心脏病人的"心声"。

不妨这样说，"反谷物法，废除旧制度的恶法"，实际上解决了"如何有效而低损地革命"的问题。但是正如"精神病患者减免刑事责任"所遭受的传统群体下意识的围攻，"不革命的反谷物法"照样遭受到革命信仰者的围攻。笔者真的希望这些人，不但能理解《旧制度和大革命》，最好能真实了解一下晚清1900-1989年新五四被镇压，近八十的中国"大革命史"，自已了解一下，革命分子自以为"启蒙愚民"的思想之错误，有那条没有出现在那九十年之某一前辈之中？或曰中国大革命止于1976年，笔者则希望已经终止于1989年。

迈向自然秩序的转型，都必定是自然转型，其中有可能存在"独立（于传统社会的）运动"，但不会因革命而实现自然转型。从法学进程而言，自然转型必定是传统恶法已经在基层中被抛弃了，而被统治者作为"顺应民意的政绩工程"加以确认。自然，高帽子会扣到统治者的头上，但是恶法既然已经被废除，又何必介意统治者自我吹嘘？以"精神病患者减免刑事责任"恶法，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否认"精神病患者/未成年人/穷人……适用减免刑事责任"而冲突于传统习惯，是确认"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之"控辩交易权益归于受害者"。

以李天一轮奸和东莞抓宝马的郑民生案，养烈犬伤人案等而论，争论案犯不是未成年人，滥杀无辜的凶手是否抑郁症，或者宠物狗是不是可爱得能免除主人的刑事责任，就会陷入"细节理性主义"的陷阱，而忽略了在具体个案中裁定上述"减免理由是否成立"的天赋的绝对权力，在于遭受犯罪后果的受害者手中！受害者不承认减免理由，一律按正常成年人的犯罪处理。由此也可见药家鑫案中的是非曲折是清楚的，药犯是该死的；但如果能重复张妙家属的谅解，还有一线生机；张家既然拒绝谅解，当然也不能再索取控辩交易报酬。
ps:"原告独立上诉权（推翻非经原告认同的刑事减免理由）"即体现了本文法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