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目的模糊的建构主义，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

武力不一定是暴力；"暴力"是侵犯人权的武力；
"只重目的，不问手段"指建构主义；
基督教目的模糊的建构主义，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
凯恩斯主义不是建构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

"非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也可以成为一种自我道德的标榜，但是其合理性取决于此手段的调用目的是否正当。武力同样只是一种手段的选择，是否合理，取决于武力手段调用的目的的正当性，（"调用"即references是面向对象时，那个对象调用另一个对象的主谓宾的"主动，被动"的识别）。武力常常被误认为暴力，如是要不考虑道德含义的话，确实可以这样理解。按照笔者理解的汉语一般语义，（暴力＝被用于侵犯人权的武力）。因此自卫不是暴力，侵犯人权可能使用了暴力，但是暴力不是侵犯人权的唯一手段。

当非暴力成为一种道德的标榜时，妖魔化对方就成为政治斗争的配套手段。两者都只是手段，共同特点，都是不考虑对方是否真的值得此革命者之无限革命的煽动，是否真的是作为上帝阴暗面的魔鬼，而不是一个处于某种特定位置上的普通人的正常行为。基督教一般会把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只重目的，不问手段"的原则视为"没有（神限定道德底线的）信仰的实用主义"，（还有另一位德国权威哲学家正面强调过，忘了名字）；那么当基督教操起（非暴力＋妖魔化）的配套工具时，就是只重视最极端的手段，目的不可告人。

基督教的圣徒战术在煽动最极端的革命时，目的是模糊的！如果说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神国可以带给世界和个人的安灵，还算得上是明确的目的；中世纪时保护基督教的栖息地，直到末日审判的来临，也算得上是明确的上的，那么是越是到近代现代，基督教不惜一切代价的斗争，其目的就越是模糊难辩。因为无论基督教的哲学家如果美化中世纪的文革天堂，但是非常肯定地，个个都知道回归中世纪的教会时代是不可能的。而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也让基督教两千年以来宣扬的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就是乌托邦。

当基督教的真实目的，仅仅是回归中世纪文革天堂的愿望，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时，就不可能明确地界定他们自已的诉求目的，而仅仅停留在无穷尽地指责"资本积累""私心的逐利""个人的贪婪""私欲的放纵""个人主义一盘散沙""进化论生物学干扰了上帝的大自然（如不惜侵犯人权地攻击转基因）"……；而自以为为了纠正这些每况愈下的世纪（道德）癌症，基督教号召对统治者（如绿色和平组织，实际上是对民主社会的公众实行革命）进行无限革命，所施行的妖魔化和非暴力的圣徒战术，就为法西斯铺平了道路。

实体社会学一般也把"只重目的，不问手段"的神圣化概括为"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毛主义……等等，都是建构主义。如果目的真的已经是明确了，手段也就明确了，越是社会高级层次的确定目的，越是不会受到习惯法的约束。因此"只重目的，不问手段"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早在马基雅维利以前，信神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就已经在他的哲学代表作《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详细论证了：掌握绝对权力的，只对上帝负责的君主，自由散漫的金口玉言，才是真正可以强制执行的法律。

问题在于，越是社会（公共）高层次的目的，就越是不容易界定。因为越是脱离公民个体的成本感受，就越是难以确定达成目的的真正成本，成本由谁的承担，是否被转移到真正弱者的身上？因此越是社会公共层次，越是强调"只重目的，不问手段"，就越是成为奴役制度的代名词。这就是建构主义之不可行的原因，道理也已经完全表达在詹姆斯一世的代表作中。至于凯恩斯主义是"得过且过，那管日后洪水滔天"而发明的灵丹妙药，称为建构主义就很勉强。这种拖延性叫什么"主义"？有说"保守主义"，不如叫"姑息主义"。
ps:癌症治疗中有一种"姑息疗法"（止痛，等死），颇类凯恩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