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改变他人信仰的极端宗教

左派的声浪与其极端者数量无关；
基督教煽动革命的影响力，比毛教和伊斯兰教都大得多；
基督教运动推动极权的专制，与基督教的圣徒战术有关；
基督教是罕有的"立志改变他人信仰"的极端性质的宗教；

可能是因为基督教在西方的退潮，基督教似乎从宗教战争的暴戾中，渐渐又恢复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圣徒战术"的非暴力形象，照样抄袭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无病呻吟的所谓"宗教迫害"。但是众目所见，至少中国社会没有迫害基督教，就算是在朝鲜和毛帝。也不能说基督教比其他民众，承受了更大程度的迫害。如果说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一模一样的社会诉求，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左派学者的反复强调的话，在东方中国就被"民主进步"集团显而易见地忽略了；而就信仰的追求来说，基督教比马克思主义要极端得多！顽固得多！

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人数并不多，比例上远远低于韩国和菲律宾，与印度和日本的基督徒相似；社群上也远远少于中国传统声称的任何信仰中的一个。但是正如乌有之乡暴露后展示的那样，尽管中国民间大批穷人，是把毛主席当成了满天神佛之中，那个最适合当看门狗的那个；真正在乌有之乡之中狂热煽动毛式革命的毛教徒，人数不超过两万人。基督徒的数量尽管不大，却是目前狂热煽动革命者之中，基督教的声浪至少不亚于毛教徒，与基督徒的真实数量是不相称的。这也说明，左派的声浪，与其极端者的人数并无直接相关。

人数并不多的基督教在煽动革命时的真实的影响力，比毛教要大得多；比伊斯兰教也大得多。在了解了圣徒战术的机理后，这种情况并不难解释。因为基督教实际上是传统公有制的价值观，采用民粹的方式号称"向弱者倾斜"拉拢任何对现实不满的群体，尽管基督教本身并不能对改善任何弱者的境遇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基督教号召的对资本主义的围剿，符合任何传统文化的直觉，基督教号召对统治者的无限革命，符合任何不满者的宣泄；基督教的圣徒战术让他们有着烈士的光环；基督教的非暴力使他们有"不极端"的假象。

从圣徒战术公式的效能＝专制程度/圣徒暴力，可见对于专制程度可以视为常量的"共识"，基督教的非暴力效能，远远超过毛教和伊斯兰教。毛教号召的是无限制的革命，伊斯兰教号召夺权后的有限度的圣战，"要么贩依，要么纳贡，要么杀头"。显而易见地，毛教和伊斯兰教，实际上还有法西斯主义，在行动起来的革命而言，比基督教更为主动；但是在号召对（无论好坏的）"权力"革命时，号召效果远远不如基督教。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容性，让这些信仰的"革命动员"甚至无须逻辑，只需要喊几句口号就行了。

当毛教和伊斯兰教和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夺权"成型时，基督教就反过来号召非暴力，似乎是革命的阻挡者；如此反复，形同借刀杀人，在挑动各派的自相残杀之中，直到基督教本身登极为中世纪的教会帝国为止。然后就是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以同样的方式，在教会利益的分歧下，开始宗教战争。基督教将这种夺权、挑拨社群内斗的血腥游戏，视之为"对权力的监督"。在基督教对权力的定义中，在他们缺乏定义的"极权"帽子中，看不到任何界定"侵人的权力"与"私有的权力"的区分。基督教导向极权专制不是偶然的。

基督教是罕有的"立志改变他人信仰，otherwise消灭之"的极端性宗教之一。"立志改变他人信仰"所意味着的必然的暴力，与圣徒战术所自称的"非暴力"，两者之间的强烈冲突，构成了基督教魔鬼和天使的两副画皮。基督教号召的非暴力，更接近于是对世俗强权的暂时屈服的战略谋略，而不是对他人人权的尊重。事实上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的圣经信仰之中，"不信基督教者"就算是"barbarian noble(野蛮贵族，所谓高贵的野蛮人)"也不算人类。基督教对强求信而不得的异信仰者，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动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