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明总是在战略优势下对异族文化宽容，战略劣势下乖戾

基督教圣徒战术的"非暴力"与残酷的宗教战争的逻辑关联；
传统文明总是在战略优势下对异族文化宽容，战略劣势下乖戾；

圣徒战术的主动效能取决于于"已方的非暴力"的程度，客观限制条件是"对方的宽容"。成功运用了圣徒战术的基督教和他们的传教士，对于非暴力的奉行是真诚的，信守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基督教夺权以后的教派分裂是最严重的，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在历史上是有目共睹的。如果理解了圣徒战术是无限革命的武器，就不需要把基督教世界无可避免的宗教战争，归罪于"西方文化的乖戾，不够孔儒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宽容"，道德史观的常见误区；掩盖了基督教在异见抗争时的圣徒战术的非暴力，与宗教战争之间的逻辑关联。

甚至在大英帝国已瑧巅峰时，Edward吉本在著作《罗马帝国的衰亡》时，仍然流露出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步步进逼的基督徒的自卑，尽管当时仍然貌似强大的土耳其，早就已经成为欧洲的病夫，已经是总崩溃的前夜。基督教夺权后面对伊斯兰教的步步进逼，长达一千年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与基督教有关的所有战争的残酷性。基督教无论是彼此之间残杀，对犹太人的猜忌，（典型如西班牙），还是对穆斯林的仇恨，甚至于对"野蛮人（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的残酷的屠杀而毫无怜悯，都已经与当年奉行圣徒战术的非暴力相迥异。

今天我们看到从罗马帝国开始的传教士，奉行的圣徒战术渐渐的异化，早就已经脱离了当年作为罗马帝国非主流时代的基督教的自卫的范围；但是在弱小如印第安人之间的传教的传教士，无论是本来意愿还是客观效果，都的确有点尽力挽救印第安人部落的生命的意思。原因就在于，一千年宗教战争磨炼后的欧洲社会，对于"异教徒，野蛮人"已经是冷血的，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印第安人，或者是印度人；等等。只要有欧洲人重新确立了战略优势的心理后，对异教的宽容和异文化的爱护，才重新回到了欧美文化群体之中。

"人人有原罪，不信基督教就要下地狱"，既可以在传教时解释为"如果不信基督教的，末日审判时就不能上天堂"，也可以在武力在手时的群众狂热之中，被解译为"杀一个异教徒，灵魂升上天堂"（有罪的人不信教，就让他下地狱）。基督教在非主流时代，狂热地以圣徒战术渲染他们的"被迫害"，当他们成为群众武力的主流时，又狂热地成为迫害异信仰；传教士在落后民族传教上的奉行的非暴力，随之以来的征服军对"不听教诲的异教徒"的血腥惩罚；两前者的非暴力与后者的冷血的乖戾，恰成鲜明的对比，却有逻辑的关联。

在感受战略优势时的宽容，在劣势感受下向乖戾的异化并非基督教传统所独有。作为非主流信仰时，向强权者乞求时的非暴力，与作为主流时的盛气凌人甚至发泄屠杀，也同样可见于阿拉伯文化，孔儒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之中。中国文化在心理感受优势时，同样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宽容；但是当中国发现自已原来只是全世界之中落后的小脚色时，同样会异化为排外的狭隘的义和团。将基督教视为世界时髦的狂热的信仰分子（一般也是信仰不坚定的临时鸟儿）会把此种传统文化的常态视为对基督教的侮辱，或更证明他们的极端。

基督教的圣徒战术的非暴力之奉行，在没有夺权时总是有着"受迫害的正义"的圣徒形象；这种圣徒形象如果衬托起外来的实力优势，那怕是借西方资本主义成就的狐假虎威，也在事实在成为内战煽动和颠覆的威胁。当他们夺权后，他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眼中的"当权派的邪恶"。圣徒战术的致命就在于，非暴力只是他们诉求政治的手段，他们号召的却是无限的革命！但是圣徒战术者的"建构主义"一般是脱离资本主义的，甚至谴责资本主义以讨好民粹，因此是不具现实可行性的。两者矛盾冲突的结果，必然就是宗教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