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中世纪形态的最基本的了解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中世纪形态的最基本的了解；
公知将"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误以为民主的代名词；
"改革派"误将"特权作产权"，误把封建社会当成市场经济；
直接追逐特权容易误别，鼓吹民粹道德容易掩饰；

无论是抱怨官方对中世纪历史的"知识封锁"（显然不是，中世纪书籍汗牛充栋梁），还是马恩毛孔儒传统教育的惯性，或者是基督教自我粉饰的掩盖；不要说中国，就连西方的基督教人士，也缺乏对中世纪体制（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认知，或者是故意地忽略，从而把人类社会简单地分为"专制 vs  民主"，——>这显然是文艺复兴后的误区，从而掩盖了人类社会传统主体是"民粹 vs 专制"；在资本主义（的确是从西方中世纪体制中）兴起后的"民主 vs 民粹"的"对抗"，"民粹/专制——>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进程。

这种误区表现在把"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而且基本上只是道德词藻上的自我吹嘘，误当成"西方（一般指欧洲）强盛"之本，"以令君臣同心，上下同力，卒致富国强兵，莅临万邦"（康有为，公车上书）。可以看到，此误区正是西学东渐后的中国，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经五四再六四，再到今天的民粹公知，几乎所有中国"爱国公知"的认知误区。实际上"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是试图对中世纪体制反动的一种理论，及在现实中失败的尝试。这种失败体现在大革命的残酷而且无效，也体现在中世纪制度的顽固复辟。

国家耗费税收之力，为特权作私权的法律强制，大概就是薛兆丰所称的"权利来自于国家授予"，是中世纪政治基础的特征；道德自律的层面上，则要求领有权力和权利者（此时两者没有区别），对没有被判为异端（或阶级敌人，民族主义的敌人，等等）的缺乏权力和权利者，即所谓"人民群众"，抱有无穷的人道主义责任，当然也意味着对异端（阶级敌人）的无情的妖魔化、侵略、镇压和屠杀！请对照中世纪这种观念，与马恩毛的先进性，与为人民服务，与雷锋精神，与"对阶级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是否一致？

"特权作私权"而不是"天赋私权"，即否定了"天赋自我维护权益的神圣权力"，而只允许求告于"君主权威的仁慈，恩典的charter特许权"，无形中起到了鼓励"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效果，让"女人法则＝漫天要价＋拒不妥协"和"女人法则＋暴力＝血酬法则"成为"引起君主注意＋贬低了竞争者话语权"的双重效果，自然成为公有制社会博弈的基本战术。只要君主有一点点感受到"血酬法则＝革命"的等价性，他就不会致力于所谓的"维护公平，维护正义，改革维新"之类，而会下意识采用中庸之道，除仁慈外再无表示。

"特权作私权"是中世纪经济基础的最基本特点，广泛可见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公知争鸣"之中，象一些人将"官场拼爹"视为国际惯例的民主规则，理由是"私有财产的继承也是拼爹"，即是把官权误作为私权，而等价于私有财产传承之人权了。同理的，毛左基于法团主义的"国企世袭"，也是把国企特权当成了民企（被指为资本家）的私产继承的私权了。在官方国资委中，中石油的所谓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中世纪瓦解过程中，经马歇尔和凯恩斯学派传承的一种错误观念），也是把垄断自然当成了天赋的Charter。

如果说追求特权，还可以较容易地，被识别出是中世纪社会观念，那么当这种观念披上"自由（迁移到别人的家里），平等（平均他人的私有财产），博爱（基于道德的对第三方的契约外义务）""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温先生语，源自自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意即企业所有者的私权，是国家授予的Charter特许权，因此而负有'社会效益'的第三方义务）"……，诸如此类的道德高尚的谬误时，其有意无意的陷阱就不容易识穿。象温先生恐怕没有意识到，那话用作对国企的自律还凑合；但又岂容国企只凭自律而垄断？
ps:三中全会后，还有"民主派"学者，声称中国要以"法团主义"为基础而"民主改革"——>他们知道自已在说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