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和医保双轨制的剖析

养老和医保双轨制的剖析：反不掉，也不必反；
养老和医保的双轨制，与80年代国企补贴的双轨制的异与同；
养老和医保的双轨制与社保"并轨"，无助于社保基金破产的补救；
养老和医保的双轨制，一直在并轨中并遗留历史问题，已经无法再并轨下去；
养老和医保的双轨制的要害，是国企和机关的福利成本，经公有体制向小民公众转移；

 

养老和医保双轨制是不准确的表述。很容易让公众联想到80年代的国企物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误解。80年代的双轨制是由政府直接背书其成本，转移到公众的需求上的，向国企的物资供应补贴价格的政策。目前的养老和医保之所谓"双轨制"，是国企和机关（两者本质上一样）利用其本身的预算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不是政府直接提供），拒绝参保到社保系统的"自办福利"。从狭义上看，国企（及机关）采用自已预算自保福利，与政府负担预算，向两批人提供不同的养老和医保，两者含义显然不同。但是广义上则相近。

广义上而言，国企（及机关）的"自已预算"，就是政府预算的一部分，——>这里已经引进了"国企是政府的分支（即国企收入是税收的一种，国企支出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的概念；又因为物资价格的双轨制（尽管没有算作正式税收）实际上是政府公权剥削民生，向国企倾斜的隐性税收，因此当国企（机关）的任何预算赤字，都可以转移为政府赤字及其背书的坏帐时，养老双轨制和物资的双轨制是经济概念上等价。问题在于，广义上的等效只适用于国企和机关，而不适用于私企；其次国企和机关预算问题，不必在养老层次解决。

国企和机关的"养老双轨制"，应该在它们可通过政府倾斜的特权，向公众民生转移成本的特权环节去解决（即大宪章精神，限制税收的刚性需求），而不应该在具体如"养老""医保"这些属于企业和机关的"内部经营细节"，通过附加外在的监管去解决"双轨制造成的差距"。换言之，如果国企和机关（包括金融垄断）如果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应该从剥夺他们的垄断特权入手，而不是从监管其内部分配（自理）的方案入手；国企有很大问题，应该从剥夺国企的垄断特权入手，而不应该附加成千上万的监管入手。

因此针对国企和机关的养老双轨制现实，所谓"取消双轨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提法。它既然是通过自身垄断的收入（或转移为政府赤字和背书的坏帐），就与社会养老金目前的空帐和赤字无关。取消养老和医保双轨制，甚至对于推迟养老金破产也无帮助。在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和国企的养老就算并入社会养老，也会因为其首先提取的优先性，而在事实上再次成为双轨制。双轨制既然是附着在国企和政府过分预算的特权上，只要这种特权受到抑制，双轨制就会变得无利可图。今天所谓的双轨制，自然而然，自已就会要求并入社保。

因此将"取消社会养老和医保双轨制"作为"解决社保养老破产"的改革方案，既无益也无济于事，而且掩盖了另一个"已经并轨"的赤字缺口，那就是早一批取消的国企和机关的养老和医保，早就已经并入了社保；但是这一批目前正从社保支出其养老金的上一代，政府当年在并轨时，并没有为他们向社保提交相应的入保费。换言之，上一代是欠帐，直接食利于下一代（即所谓生育高峰人口红利那代人）的积累，——>并且已经造成了社保基金的破产！所谓的社保破产的现实，就是未来如何再兑现人口红利们，他们老去时的养老支出。

笔者不是说双轨制是好事，也不是支持双轨制，而是目前的双轨制，实际是（特权＋恶劣的市场现实）的产物；是"并轨社保已经并不下去"后的产物。因此将社保并轨作为改革的前提，等于说不要再改革，大家伙儿老来等死就是了。可以想象，假如取消国企的特权，限制包括土地财政的税收的"刚性需求"，政府拒绝为特殊福利背书成本，国企和政府目前的自办养老和医保，自然而然就成为无源之水中自行枯竭。如果市场经济复苏，社会养老条件改善；这些因为社保条件恶劣而转而求助于"自办福利"的单位，屁颠地就会并轨了。
ps:说到并轨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笔者忽然想起了唐朝消除藩镇时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