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不是历史，是反映了明朝士人道德观念的文学故事

食客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过渡形式；
罗马儿子的法律地位比奴隶更低下；
世界各国文化中的"食客传统"道义；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存的食客制，封建制，奴隶制

主客民庇护的食客制，实际上强调了主人的人道主义和客民的感恩图报，是较宽和的奴隶制形式，以图建立类似父子那样的亲密关系；但没有显见于马恩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同理，罗马的亲子父权孝义，较之奴隶制习惯法，更为强烈地强调父权的压倒性，和子女从属于父权的绝对性，较之私有财产更为强烈。举例说，奴隶主卖奴隶，只能卖一次；奴隶可以从这一次中，赎回自已的自由。但是父亲就可以把儿子卖三次，——>这还是十二铜法后，对儿子们的保护，才限制为三次！儿子被父亲卖为奴隶后，根本不能赎回自由。

对罗马习惯法的注意力，常常集中在"禁止罗马公民沦债务奴隶"的保护性条款，而没有注意到，罗马公民完全可能被他的父亲，卖为奴隶！而一般情况下，如果接受者是贵族的话，罗马的平民父亲恐怕非常乐意让自已的儿子卖为贵族奴隶；因为儿子仍然是自已的儿子，出于笼络私人属众，儿子就会以被释奴的身份，作为贵族的依附者（客民），而成为贵族一员，作为罗马公民的父亲尚且如此，那么拉丁等次一级民众，就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奴隶在罗马尽管不受法律保护，但受宗教名义的人道主义保护，儿子就不受此保护。

如果以家廷中的公共法律地位来说，罗马儿子地位比同一父亲治下的奴隶更卑下。但家廷之中是父亲的权力至上，不受公共法律的约束。所谓奴才不间父子之亲，倒没有影响父子之间的天伦感情。主客民庇护的食客制，实际是作为传统奴隶制的替代，鼓励奴隶主与奴隶和依附民之间，建立类似"父子"的关系。基督教的"神父""天父"只不过是对罗马食客制在宗教上的升华，归依于基督教义的全面垄断。罗马帝国则是对此作全国制度化，罗马成为所有属邦的庇护者，奥古斯都是全体罗马人的父亲，罗马人自由地位其实是被降低了。

罗马的主客庇护食客制度的源头，广泛见诸于如蒙古和阿拉伯等具游牧传统的民族之中，也可见于如日本领主制，西欧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士为知已者死" 的传统文化之中。这种主人慈悲为怀，礼贤下士，（对奴隶就是人道主义），食客感恩图报的关系；当食客拒绝潜在庇护者的施舍（意味着不承担回报听差的义务），在中国古成语中就称为"嗟来之食"。这样一种交换关系在奴隶制文化之中，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当时环境只要不是太差的人（士人），都会以"无功不受禄"的自觉性，拒绝被施舍的地位。

这种合作文化存在于奴隶社会，但不能称之为奴隶制关系本身，因为奴隶从属于奴隶主，是任何奴隶社会的习惯法；奴隶本身是没有选择权的，食客就可以选择挂靠。受恩未报就跑掉，会被时人视为"无信无义之辈"；施恩不留名，只要不是象雷锋同志那样被轻易打假，一般会被视为强势者的美德；但如果受恩又回报了，就可以得到行动自由。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斩颜良文丑后挂印封金，意思就是已经回报了曹操的施恩，从此不再是曹操的私人。关曹之关的关系模式，就是罗马法中的主客民制，战国四公子的食客，也与之类同。
ps:《三国演义》不是历史，是反映了明朝士人道德观念的文学故事；

主客庇护的食客制也与封建关系不一样。封建关系是"国家以神的名义"确定的，领主和属民之间的责任关系，前者具有被国家监护的人道主义责任；后者有被国有认同的，强制向领主提供责任服务的义务；此即所谓"有义务，才有权利"的责权关系的起源。与食客制不同的是，封建关系比奴隶制更固定。奴隶制的从属关系是绝对的，但可以转让；封建关系的转让是不合法的，此即天朝今天仍批判的"私相授受"。食客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共同特点，就是主人的人道主义责任和奴属感恩图报的义务，两者之间权成了双方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