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如同印度种姓，消除一切变革的冲击

明朝体制如同印度种姓，消除一切变革的冲击；
明朝体制下的革命不可行，改革也不可行；
明朝体制的成功维稳，不是政治主张，而是政治现实；

明朝的政治体制，就象一富有弹性的橡胶大网，足以消除任何外来的冲击，也足以消除任何内部的革命。这种举国体制在政治之高效，甚至可以将"低效率"的副作用，完全转移到民间社会经济，尽管因之而来的农民反抗此起彼伏，但是明朝显然应付绰如。如果不是辽东战争的缘故，明朝未必挨不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当明朝举国体制这张政治大网，终于罩不住内交外困时，整个明朝已经是烂到了家。把亡天下的结果怪罪到满清的头上，怪到所谓"汉奸"，甚至怪到袁崇焕的头上，不过是"伟大的"明朝居然亡了，总需要点替罪羊。

明朝体制下的的革命不可行，中央改革也行不通，并不难理解。革命之所以不可行，就在于革命无非就是朋党中的一种，指望打破朋党之争的潜规则，实位君权中心的"皇位"，然后居高临下"做了皇帝搞进步"而已，——>但是中央并没有可供革命之"统治者"！这样的革命因为违反了朋党规则，必定遭到所有派系的联合镇压；就算击败所有派系的镇压（如永乐），也只不过是自已这一派取得了优势；就算此派实位君权，也只不过在虚君的官僚朋党体制下，有了一个明朝皇帝式的"吃禄的虚君"和他的国企家丁们，如毛主席。

如果是以铲除整个朋党网为已任，更是不可能的。作此尝试的，朱元璋是第一个，毛主席是第二个，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更不要说其他人了。就算是引进西方力量，也是不可能的。庚子事变后的美国，也建议利用中华帝国官僚的朋党网而治之，而非取代之，只要中国不再闹出些义和团之类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大饥荒也没有导致西方干涉，六十四日也只是有限的制裁。就算中国已经衰落得如明朝末期一般不堪，也不会再出现后金；只要现任文官集团还有一点节制，西方根本不会提起干涉中国内政的兴趣。

明朝中后期文官政治体制是典型的"公有制民主"的体制，或称民主集中制。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这种体制视为"专制，压迫"是不恰当的。文官集团并不是专门为了压迫人民群众，而只不过是没事打事折腾出国难后，国难当头了，就让人民群众多担带些责任。这些人民群众，不是一天到晚嚷嚷着爱国，打钓鱼岛战争吗？朋党政治，只不过是"公有制民主"的衍生品，为了能够在"集中"的意志中体现出自已的起码利益，"公有制民主"中的参与者，不搞朋党是不可能的。中庸之道还能活得挺好，确非常人能及。

明朝的体制，实际效果如同印度的种姓制度，以承受更低的经济水平为代价，固化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仅仅因为科举留下了"上下流动"的泄压阀，而似乎有所不同。在明朝的体制中，任何新思想新观念，都总是退化为围绕着几个政治明星的新朋党或新喙头。或对或错的改革，或消极或坚定的保守，都只是朋党中的某种烟幕。毛左，民粹，革命等等固然只是朋党相争的某种主义，甚至于今天笔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内核"默认权益归于个体"，也只不过是被各种朋党哲学家，视为"某种朋党的另一种哲学，另一种烟幕"而已。

明朝式体制的"维稳"，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而是一种政治的现实。它具有合理性，因为革命确实是不合理的。革命本身否定任何个体观念的，否则统治者是否高高在上，与你我（或自治体）个体利益是否能得到保障，并无必然的矛盾；就如同别人的利益并不是我的利益，但与我的利益归属于我，并无必然的矛盾，却有合作的可能。如果不是因为切身的利益遭受到侵害，出于自卫目的的独立和反抗，那么革命的必然性理论，必定是某种"向弱者倾斜""解放其他人"的变种，从而退化为朋党之争的此派彼派，而被消饵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