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不鼓励慈善，把慈善国有化

罗马"慈善作叛国论"观念体现在在英国和中国的文化；
公有制不鼓励慈善，把慈善国有化，及袁厉害被妖魔化；

算得上是罗马共和国宪法第一款的"慈善者作叛国论"（僭取王权），可能是古往今来最出格的直白。类似的观念也并非罗马共和国所仅有，其实英国宪制中出现的马尔萨斯主义，当爱尔兰大饥荒和孟加拉大饥荒时，英国总督和议员对于英国国内"政府要负担起救济（这是以往教会的天然义务）"的舆论，回答："自然的法则不可违抗，政府救济饥荒将导致更大的恐慌和生命的损失"，——>此即英国政治一贯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尔萨斯主义！请对比与"人权私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区别。但是英国与罗马此法，还有区别。

中国古代没有罗马"慈善者作叛国论"完全相同的法。这倒不奇怪，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一旦上升到首富慈善叛国论的层次，多半会以谋反或者其他罪名处之，而不会彰其慈善，惩其逆叛。象刘邦想惩罚萧何的慈善观念，就把萧何不问情由关起来，弄得萧何不知其所以然，末了儿服软了，刘邦才说："老子关了你，是让老百姓知道，你是个为民慈善的好丞相，我是一个暴君！"。萧何这才知道，原来是为老百姓争几块薄田时，犯了圣忌。更聪明的如管仲，看到齐桓公腐败了，他就更腐败，以免自已名声太好。

所以类似的厚黑观念，尽管一向为列强秘而不宣的政治秘笈，但从来不会象罗马共和国这样明目张胆作为宪法第一款的。如此罗马特色必定有其特色的理由。第一条原因是显然的：罗马人知道"民粹"和"王政"之间有点关联，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宁愿杀错不可放过，霸王硬上弓就有了霸王条款；第二条是罗马其时相对周边城邦比较强大，而且把握着"驱逐鞑虏，复我拉丁"的政治正确性，不必在宣传上讨好拉丁传统，何况还可以向国际接轨了拉丁不知其然的"希腊化"；第三条是罗马平民活动，对政治主导的贵族构成威胁。

但是仍不足以解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罗马特色。由于"慈善者作叛国论"是以"僭取王权"为标彰，因此可以预计，此种观念与伊特鲁尼亚统治时期的一些王政政策，利用平民势力压制本地土著氏族有关。除了慈善作叛国论以外，罗马估计与伊特鲁尼亚习惯法有关的，还有客民庇护的习惯法。将两法对照，会发现罗马法中的特色，并不是禁止慈善，而是禁止"无私的慈善"。罗马富人被鼓励合法地收买人心，收为附庸客民。法律在惩罚主人对客民的欺骗时（常有死刑），更是禁止客民对主人的欺骗；但是公益慈善就不行。

罗马的慈善必须以国家的名义，即富人要慈善，必须自已出钱担任相应的国家官吏，然后以国家的名义再慈善，那就是国家对民众的慈善，而不是私人收揽人心的"僭取王政"了。大意逻辑就是，"国家让这富人给大家伙儿慈善了，大家伙儿就向国家感恩吧"，大概是原罪的罗马版本。当富人的慈善是私下进行的，（天朝称之为私相授受，收买人心），如果是象帮会老大一样收养小弟，罗马认为这说明此君有本事，仁慈……；但如果不是收买私人，那么慈善之意必定是收买别的什么？肯定是意欲王政！此即罗马人的反意逻辑。

用慈善收买人心者如基督教，无论在远古西方相对民主的罗马，还是在现代东方相对特色的中国，都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就是把慈善活动国有化，以免被野心家利用，给政治权威者添乱。象今天的慈善协会及活动之类，仍然要通过审批，慈善捐款不但不能豁免税收，还要照消费赠与类纳税；袁厉害女士私财收养了上百弃婴；但是官媒思维的某小报，就以公诉人的大脑，关注袁厉害女士是不是有N套房，收养的小孩是不是有人上人的待遇，用"可能别有用心"的反义逻辑，对袁女士作妖魔化！罗马慈善者作叛国论，并非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