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贵族与平民之争，是互利合作中的博弈，不是阶级斗争

罗马贵族与平民之争，是互利合作中的博弈，不是阶级斗争；
罗马贵族是伊特鲁尼亚时代的土著奴仆；
罗马平民是伊特鲁尼亚时期的移民，市民，"庇奥亚西人"；
罗马平民争得了罗马户籍，但寻求贵族体制内福利（土地再分配）不可得；

只要沾染任何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对罗马共和国起始的社会形态的解读，就会走入迷途。罗马的贵族是农民，罗马的平民是市民，这是明摆着的，甚至在19世纪仍然是公认的（如E.吉本,T.蒙森），但却是许多现代人视而不见的。可能是重要的原因是，近一百多年，是农民地位和形象明显下降的一百年，因此很多人就会想当然地以为，罗马农民的地位是低的，罗马商人小贩（市民）的地位是高的。这种观念，今天正是中华帝国的觉醒派们，攻击民主自治（户籍）制度，自称为"为农民争鸣"的民主奋斗的原因。

不必回溯到两千年前的罗马，甚至在到1800年"君子务农，小人从末（业），贱籍不入"，是西方英国和东方的清帝国的共识！因此才会有"向地主倾斜"的重农学派，及其泰山北斗之TR马尔萨斯，和他要挟于国家勒索于纳税人，卫道于夕阳产业（当时的农业，今天的国企，现代的大政府，中世纪的权贵政治）的马尔萨斯主义！E吉本能够理解"罗马农民不穷，地位很高"，恐怕是吉本同年代的英国土地贵族的尊贵。今天张五常等香港臣学家所仰慕的"英国制度"，只不过是把农业土地转换成"房地产"，学习了重农学派全套口舌。

所谓罗马贵族，就是伊特鲁尼亚王政时代的土著奴仆。这些土著（即传说中的七丘之盟）因其古老，就象明朝的府兵一样，同时也是成组织的准军事部队。这是人数多得多（十倍）的南北移民所不能具备的。因为罗马王政会象任何本地政权一样，解散任何外地移民在本地的稍大一点的组织，或镇压，或驱逐；绝不允许其反客为主！这种镇压或驱逐，也显见地符合土著奴仆的生存级别的利益。从伊特鲁尼亚人极少的人口比例（不妨看作满人，蒙古人），罗马王政时期的军队，是由核心的伊特鲁尼亚人，加上土著奴仆的农民军组成。

尽管今天不太可能重现罗马独立几天里发生的个别事件，但是从前与后的历史衔接，可以作出如何判断：罗马土著农民提供了独立后的罗马军队的基干框架，并承担了常备军的任务；罗马市民（没有户籍的南北移民）提供了税收，并在独立事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否则不会有后来的公民大会）；土著农民显然占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否则不会成为日后的罗马贵族；罗马公民作为一个城邦共同体排外，罗马农民（贵族）就形成对平民排外的体制内共同体。雅典在类似的过程中，缺乏罗马那样成熟的土著农民组织，而有了雅典特色。

独立后的罗马，协调土著和移民的伊特鲁尼亚王政消失了，土著（贵族）和移民（平民）马上开始了摊牌。移民要求要罗马农民贵族的体制福利，土著拒绝与移民分享土地，移民通过争取政治权力的方式，要求重新分配被土著农民家族控制的土地，后者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这种互相合作，互相博弈，博弈为了更互利的合作的社会关系，正是导致民主起源的利益博弈，不见于基督教的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用"贵族压迫平民，平民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去理解罗马共和国之初的社会关系，显见是错误的。

禁止平民因为对贵族的债务而沦为债务奴隶（公民一般就是成为依附者，后来反而因此被划分入贵族），是雅典民主时期同样的新法，可以视为对平民的抚慰；但是不解决平民"户籍（市民权）＋土地"，相当于今天城乡移民（数量和比例都要少得多，与居民颠倒过来，居民也穷苦得多）要求的"户口＋就业"，罗马城邦的保障适用全体公民，而且实际上主要由平民（移民）获得，由贵族（农民）支付，所以不是当时的移民的要求。移民对于罗马独立的贡献，保证他们有了公民权，但是人人有其田，不可能！农业土地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