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的经济和税收的衰落都是必然的

拉西第梦人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长期衰退；

很多学者认为，斯巴达的衰落，与拉西第梦人的减少有关系。该观点有合理性，但却是片面的。只需要知道，在以重步兵为主力的希腊战场上，号称重步兵之王的斯巴达中的拉西第梦人，只有1000人左右，对比雅典和底比斯的数量（各约一万人），就会发现，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拉西第梦重步兵，实际上相当于军官。拉西第梦人数量的减少，一方面说明斯巴达的经济水平，相对于雅典等国的衰落，因此武装重步兵的能力下降，能支付共食的拉西第梦人也减少。当庇奥阿西人成为斯巴达主力时，也意味着斯巴达等级体制的终结。

斯巴达放弃城墙，也与斯巴达的等级制度有关。因为斯巴达缺乏守卫城墙的忠实的市民武装，城墙本身却有可能成为被压迫者反抗的手段。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元朝征服后中国，蒙古统治者下令毁灭所有中国城市的城墙，以致后来红巾军起义时，如入无人之景。拉西第梦人的军营，本身就有足够防卫自已的工事，把拉西第梦人本身作为报复的工具，又足以让周边国家对斯巴达的报复深为戒惧。当周边国家都惧怕斯巴达的报复时，斯巴达这种"无墙国防"当然还是管用的；庇奥阿西人也会随同出征，斯巴达因此仍然是一个强国。

在缺乏详尽考据学的出土以前，很难论证拉西第梦人的减少，到底是计划生育的原因，还是厌战的原因，或是经济上的原因；但总之不是传统神话中所说的"道德堕落，莱库古时代的世风不古"。当斯巴达的拉西第梦老人们，哀叹他们的国家光荣失去时，其语调肯定类似今天的毛左，哀叹"文革时侯风气好，干部不寻租"（那他们干嘛要搞文革？笑笑），他们也必定可以想象中编造出无穷的，代替考据的（或称之为考据的）细节故事，以证明文革时极大富裕；今天中国生活水平的改善，全因为毛主席为中国留下一大堆烂国企的功劳。
ps1:斯巴达人"优先优育"是出了名的，但是把婴儿从父母怀中抢来喂狼！显然将降低父母生育意愿；
ps2:有关斯巴达的传说，来源一是色诺芬，二是波利比亚，由罗马的普鲁塔克加以总结；

尽管缺乏对细节过程的详尽了解，但是从实体经济学的先验规律看，既然斯巴达的税收最终体现为拉西第梦人作为重装步兵的数量，当时的军事技术又向公民兵转化，那么，无论斯巴达内部的经济监管是否严厉，斯巴达的经济和税收的衰落都是必然的。尽管拉西第梦人由于是血缘家族为最基本认证，限制了体制外的精英的自然上升；但是由于有共妻（实际上是就是对亡夫家族的照顾，类似风俗也存在于满族八旗，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女权的机制，如果斯巴达的经济是繁荣昌盛的话，拉西第梦家族数量可以基本保证。

但是当斯巴达经济是衰落时，能够支撑起共食和重武装负担的税收单元（体现为一个拉西第梦名额）就会减少。当希腊战争技术向轻步兵（雅典，底比斯和马其顿的军事改革）转变时，将斯巴达的军事技术固化在古老的莱库古制就更显得低效。如果斯巴达不放弃其压制新兴阶层成长的政策（如压制庇奥阿西人），那么斯巴达的军事实力，必定是衰落的，经过一段徒有虚名的、闭关锁国的宣传后，在某次军事灾难中给拆穿了画皮，并在随后的迅速崩溃中，归咎于精神的堕落或上帝的不公。这就是斯巴达与明朝的共同下落轨迹。

从一些间接性的第三方描述，可以知道斯巴达对于内部社会的经济是有监管的。希腊人广泛地描述了，普拉提亚战役之中，斯巴达军队之中有大量的希洛人，跟着主人从军；但是这些希洛人在战场上搜索战利品，作为他们赎取自由的资本时，他们不认得黄金和铜的区别，被其他狡滑的希腊人骗走黄金。这说明斯巴达的工商业，是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从斯巴达的阶层分割和庇奥阿西人对斯巴达政策的影响看，极可能是庇奥阿西和拉西第梦家族，才具有经商免税的特权，类似于明清时代的行会和官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