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的包干，补偿

慈善叛国罪，慈善国有化，和罗马社会保障的包干，补偿，恺撒仁慈的腐败；

罗马共和国父权世族的元老牵头的寡头政治，和世族宗社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此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罗马习惯法中的"民粹慈善作叛国论"和"主客民庇护的食客制"有很大的关系。前者排除了出现代替城邦，能够成为伟大领袖的恩主的可能性；后者确实立世族元老依附体，构成若干内部组织严密的金字塔，再由金字塔顶的世族代表（元老，寡头），在罗马政坛的顶端，即元老院里，作利益归于个体（即元老代表的世族）的党内民主的博弈。可以相信这两者，都来自王政时代的教训，和伊特鲁尼亚人带入的习惯法。

罗马贵族不停地通过收纳奴隶，释放奴隶，增加自已在公民大会和特拉布斯大会中的份额，罗马依靠平民支持而上台的执政官，如格拉古，凯撒等，就会倾向于把公民权授予忠诚于自已的同盟者城邦，以维持平民针对贵族的表决优势。这种公民权的扩大，当然遭到贵族的反感，但却是无效的抵制。导致罗马内战的导火索之一，是凯撒把公民权授予山南高卢的新科穆姆；当此新（自治的）公民城邦向罗马派出元老代表时，元老院的离休常委把人家打了一顿，说："我打了你，是告诉你，你不是罗马公民；现在向恺撒展示你的伤势吧"。
ps:罗马内战中，山南高卢的新罗马移民点，成为凯撒军队的主力，如第十军团；

恺撒如果不是利用执政官权力授予高卢大量的公民权的话，就需要向罗马交纳大笔释奴税，新科穆姆连家带室有一万人！恺撒运用执政官权限授予该城公民权，自已得到了每年５％的依附民孝敬，（明清文官集团时代以门生故吏方式，此类孝敬称"常例""冰炭敬"），罗马城邦反而多了一万多可以领救济的，还铁定投恺撒的票。其实是恺撒慷罗马之慨，贩卖罗马户口的贪污腐败！类似今天的中国政府，附和民粹"反户籍制度""剥夺居民自治背后所有利益"，市长可以计算一个户口卖多少税。而元老院贵族当然也是老大不情愿。

元老院贵族不得不以雷锋精神，操办向平民提供的救济，固然有人道主义的天性，也是与"慈善叛国罪"遭受的非议，不无关系。象被处死的罗马的巴菲特，毕竟只是在灾荒中向罗马和拉丁公民提供救济！将其称为僭取王政意图犯罪，是非常牵强的。如果不是因为罗马人也认为颇为冤屈，大概也不会在历史上流传到今天。如果处死慈善家，罗马自已不能提供救济，那简直就是自已给自已画大花脸。就象天朝官媒中的傻逼，妖魔化袁厉害，但官府自已却不能提供救济被弃儿童的救济（更严厉的计划生育除外），只能削弱自身合法性。

因此罗马执政官，渐渐有了为罗马城中的贫困公民，提供社会救济的民生义务，尽管当时马尔斯广场上，能够威胁元老院的公民大会，还没有成形。向罗马提供免费或低价的谷物，当然是要花钱的，但不能在罗马－意大利境内解决成本。执政官也就因此获得某些直属收入或补偿。在三头统治以前，习惯做法是执政官先是自已垫钱，——>自然是穷人免谈；但可以向熟人（如克拉苏）或高利贷借钱（如恺撒）；任期结束后，就分配一个油水丰足的行省，让背了一屁股债的执政官，在行省总督的任上，连本带利括回来。

庞培获得向罗马输粮的肥差，是因为可以此为理由，长期控制亚细亚；以致于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的地盘，几乎完全成为庞培的私人领地。因此才会有恺撒与庞培的战争。奥古斯都当上皇帝后，继承了向罗马提供社会保障的民生主义，向元老院索取的代价，（至少表面上是索取的），就是把埃及作为奥古斯都的私人产业。对比之下，奥古斯都确实很自豪地说，他干得比庞培多得多，但是所索取的比庞培少得多。由执政官到皇帝，垄断向罗马公民提供的救济和社会保障，也可以看到"慈善国有化"的政治意义，对于帝国政治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