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案必破，必有坏人伏法，除非不惜冤枉好人

不是"有证据证明是冤案"才是冤案；
"没有证据证明不是冤案的"就是冤案；
"清理冤案""追究逼供讯刑事责任"是两件独立的事务；
"不放过一个坏人"的"破案率"是法家暴政的传统真理；
"公务员涉嫌逼供讯应解除公职"与"涉嫌逼供讯的犯罪"是两回事

是否应该清理冤案，需要有一个标准。卢麒元用哲学的理由提出的的"政治正确""向弱者倾斜"也算是一个标准。听卢言观卢行，被冤屈的冤杀的疑似的坏分子家破人亡了，显然不是卢麒元眼中的弱者；制造冤案的薄熙来和几百个经手人，这些在重庆事件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权贵和鹰犬，方才卢麒元等人为之怜悯的"弱者"。从哲学意义上"疑罪从无"似乎也可以用于阻止对有关冤案的清理。因为按照法家暴政的传统，"冤案必须有罪犯为之负责"，因此清理一批冤案意味着有一批贝利亚丢官，入狱，此即有人惶惶不可终日。

某些显然不适合在法治社会中从事法律工作的，长着斯大林主义的公诉人大脑的天朝权威律师，他们所称的"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疑罪从无被否定，显然是一句空话），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后半句的实际含义，就是"每宗罪案必须有坏人伏法"，这种观念是法家暴政的传统真理。在司法工作上常用"破案率"来衡量公安政绩。王立军执掌重庆政法时，甚至于"制造假案，确保（权力眼中的）坏人伏法"，自已把自已塑造成了"打黑英雄"。但是，如果政府不是万能的，显然不能保证每案必破，必有坏人伏法，除非不惜冤枉好人。

假如不是陷入了"每案必破""宁可杀错一万，不可放过一个（坏人）"的话，"疑罪从无""利益归于被告"，既适用于冤案的受害者，也适用于现审理的被告，和人所共知的潜在的嫌疑人，当然也适用于涉嫌刑迅逼供，制造冤案的那几千个打黑英雄。所以说，清理冤案与"惩罚逼供讯的嫌疑人"，完全是各自得立的两案。冤案之所以为冤案，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那是冤案，而是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被告有罪。而涉嫌逼供讯犯罪的，仍然在职的几千个打黑英雄，疑过从有可以全部解雇他们公职，疑罪从无，公诉则仍需要确切证据。

重庆薄熙来有关冤案，司法部门似乎拒绝自行审理，把皮球踢给家属："如有冤屈，有证据证明是冤案，可以申诉，一定受理"，听之凿凿，却不合法理；是把民事未诉讼可诉讼之事，混同于刑事已终审之案，并且继续沿用了"犯罪嫌疑人需自证无罪"的有罪推论；而且以重庆而论，绝大多数情况中，如果司法责任部门是需要公正处案，这种无罪证据是明摆着的。因为刑讯迫供的证据，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涉案人的身上，凡刑讯迫供者，均疑证从无；以聂树斌等案，明显已经只有冤杀了人，却仍推托"难查"，真实原因恐怕人所共知。

当涉案人被关押，有关伪证者被保护，主谋的薄熙来没有对冤案负责，王立军只是对鸡毛蒜皮事不相关者入刑，与此同时官方程序又已经"终审"（即不再受理上诉），却让受害者家属"如有冤屈，可以申诉"，就是撒无赖了。而是等价于说，"司法"是低权限的，上访后才是真正的权力程序。可以理解，薄熙来一案如果真的秉承公正的话，将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完美无缺的天朝体制，会出现薄熙来王立军这种国家领导人。毫无疑问地，民粹会借红色党的忏悔，攻击红色党的执政地位，但是强行掩盖的话，民粹就不会攻击了吗？

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审讯，如果不是秘而不宣，就是避重就轻，也是为了避免在毛左（很多吗？很重要吗？）的眼中，薄熙来是倒于贪腐，而不是"路线斗争"；——>是否作斯大林主义的冤案，居然能够成其为"路线之争"，甚至在几乎人所共知以后，是否秉承公正，让薄熙来等人对自已的罪行负责，居然也仍担心"路线斗争"，天朝红色党，是否觉得很有脸子呢？在重庆事件，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后，到底是掩盖冤情，明白地撒懒，更能保住红色党的路线面子；还是秉承公正，更能取信于民。今天当政者，可以仔细权衡一下。
ps:本文后半段时事已经贴出，本是随笔，补充前半段，就是法学常识在时事应用中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