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案中，政府责任有限

贵州毕节案中，政府责任有限；
妖魔化袁厉害，民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笔者一般不关心时事案例，除非有利于作为例证，说明笔者自已的社会学体系中的某些知识环节。如此一来，任何时事的"评论"（假如可以把举例说明，作为评论的话），首先也就需要介绍相关的知识环节。因此对为了以"胡温交接，邓老人安排的一退到底体制的局限性"的说明，需要漫长的"公有制民主，元老院政治，朋党政治"模式的说明。以致于看上去，反而象是一部"世界政治学通史"。如果有关的社会学和法学知识，已经被广泛了解的话，"评论"就可以简短得多，甚至完全没有个人评论的必要性了。

贵州毕节五个小童闷死案，也是笔者感兴趣的，此案与此前发生的"郑民生屠幼案"和"佛山女童遇难案"，大同小异。贵州毕节五位小童遇难案，与佛山女童遇难案一样，他们的父母监护人要负最大的责任。但在天朝法家暴政的暴民习俗之中，所谓人道主义，既然不能怪责于已经失子女的家长，则只能怪责于当地政府。正如郑民生屠幼案，悲剧固然是悲剧，在贵州毕节一案中，政府责任有限。在兰考袁厉害孤儿院失火一案中，官媒记者对袁厉害的攻击，也可见同样的逻辑，这些案中的民粹炒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ps:佛山女童案以"交通肇事"罪结案，理由是司机不应出现在"内街通道上"；

一些政府人士，对"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法家暴政，情有独钟！却没有意识到同样的逻辑，最终就会被革命分子罗织到政府的头上，成为反政府闹革命的理由。因为杀白鹅顶罪的勾当，（如聂树斌案所揭示的），就算政府部门抵死不认，公众却都知道"坏人还没能真正服法"，那当然是万能的政府，去代替坏人服法了。此即革命和被革命。

兰考袁厉害案则与"炒作《挟尸要价》案"，大同小异。"炒作《挟尸要价》案"中的受害者，实际上是救人有功的老实船夫，但是良心多得喂狗的传媒和记者，就可以一贴snapshot看图作文，把人家弄成杀人犯，还拿了一份官方的新闻大奖。用这种snapshot看图作文的办法，可以把任何说成是杀人犯。记者对袁厉害的妖魔化，大概是打算揭穿"道德圣人的偶象"。就象毛狗哲学家混迹于笔者博客，打算"揭穿个人主义的权威"（笑笑）。只不过袁厉害显然不是道德圣人，笔者也不是个人主义的权威！

记者自以为炒到了许多袁厉害"不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但以披露出来的内容看，只不过是一个心胸狭隘，心理非常阴暗的小人物，对一个有善良用心的农妇的正常行为的大惊小怪。笔者解释介绍的实体社会学常识，与传统公有制文化剧烈冲突，遭到毛狗和哲学家的围剿，倒不奇怪；袁厉害的善心了，也遭到小人围剿，这才是中国！该传媒及记者大惊小怪"袁厉害收养孩子逐利，袁厉害可能很有钱"，实在看不出对社会和被修养的孩子，有什么坏处？煽动仇富用于围剿民间慈善，这位记者就算在民粹横行的中国，也是罕见的案例。

从官媒讯得炒作袁厉害"道德"这件事来说，可以看到，慈善国有化的观念，远不仅仅是威权政府的政治，而且是天朝传统知识分子的"对平民好心的高标准严要求"。不妨设想，几位儿童如果是死在兰考国营孤儿院，这位记者会不会炒作国营孤儿院，"向政府要过钱"？还把收养的孩子送收养人，让孩子有家庭的归宿？袁厉害是干得更好了，还是不如呢？

如果该记者掌握袁厉害犯罪证据，可以向检察部门举报。否则无论这些记者，如何为（如无袁厉害，可能早就死了的）被遗弃儿童火灾中遇难申冤，疑罪从无。言论自由，这位记者大可不必象中央电视台那位炒作"皮革毒胶囊"的记者赵普那样，害怕袁厉害这些无权无势的黑社会的报复。我们只需要知道，中国还有袁厉害，还有这种官媒，还有这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