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民粹，随欧洲封建制度的衰退兴起

中世纪欧洲长子继承权"权益归于贵族"消饵朋党政治；
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民粹，随欧洲封建制度的衰退兴起；
罗马教廷失去世俗权力后，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东林党；

"利益归于个体"（注意没有默认），确实是朋党政治的克星。欧洲和日本中世纪的世俗政权，利益归于贵族个体，即"特权也被私有"，或称"封建制度"。领主在自已领地上的权力，接近于绝对，对领民只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责任。领主的权益也由教廷（在日本就是天皇）和国王（日本将军）共同协议承认，并按照长子继承权制度，无争议地世袭。不明所以然的人，指责长子继承权"不能选拨最优秀的领导人"，其实"选拨"就意味着争议，也就意味着朋党倾轧。长子继承权的目的，就是避免更有危害性的朋党倾轧。

由于中世纪的权益是领主无争议的世袭，如果领主的军事自保能力足够强大，那么其权力就是绝对的。这些拥有绝对权力的领主，后来都成为国王，其领地也成为今天的欧洲民族国家。如果领主需要国王保护其免受教廷的任意审判，就要接受国王派出的巡回上诉法庭；反之如果领主接受的是教廷的保护，就要接受教廷派出的巡回上诉法庭，后者如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领地。上诉法庭和国王尽管可以审判领主违反人道主义的事件（今天被西教派称为普世价值），但只能裁断领主本人是否被废黜，而非裁断其家族世袭是否合法。

当国王对抗教廷和其他国家的"绝对的权力"来源于贵族的支持（毛左称为基础群众，即有奶才是娘），根据领主本人是否履行人道主义责任（今天的西教信仰者，将其列出长不溜秋的大菜单，称之为《人权宣言》）裁断其是否被废黜，如同今天的法庭也会在案例中裁断某些财产权的转移（如赃物归还失主），但不能在民事案中裁断财产权归属于法庭或政府自已，是领主对国王支持的条件。如果国王借领主失德的理由，剥夺领主的长子世袭权，就会失去领主的支持，说不定国王自已就被废黜。

当国王强大得可以借口失德，剥夺领主世袭权力时，也必定可以找到道德上的理由；也必定有了替代领主支持的权力基础。这种新的权力基础不是民粹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自治市（欧洲），或教廷上级的支持（如勃艮底）。在欧洲中世纪常常是三者兼而有之（如法国，西班牙）。如果教廷强大得可以废黜贵族的长子继承权时，就将失去整个欧洲世俗政权的支持。但是，为什么呢？教廷没有必要这样做，教廷如果没有自已的地方官僚机构，还需要另外指定新的贵族，那还不如在贵族家族内部，选拨"更仁慈"的继承者。

这样，在欧洲中世纪，伊斯兰帝国和日本的世俗政治上，尽管也有一个类似虚君的教皇，和类似孔儒的基督教（或伊斯兰，和日本神道教），掌握就让民众对政府俯首帖耳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准确地称之为"精神麻醉品"，当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内），但是由于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也就不存在明朝式的朋党政治所能道德攻伐所及的利益。事实上当具体权益已经归于贵族个体，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责任却首先归于教廷，然后归于国王（如英国或拜占庭）时，无论是教廷还是国王，都不想自找麻烦，放任炒作人道主义。

封建制度的消失，也意味着欧洲民粹"朋党"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当罗马教廷，因为意大利的独立（1870年），失去了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所有世俗权力以后，反而加强了对全世界的天主教信徒的精神控制。原因就在于罗马教廷失去了所有的世俗权力后，也就免去了履行人道主义责任的所有义务。因此罗马教廷就可以成为基督教世界里的东林党，在全球批评各国没有履行足够罗马教廷满意的人道主义，——>至少让主权国家挺被动！从而把全部天主教信徒结成一个全球性政党，称为"Cathonic,普世的价值观"。
与基督教开始成为空洞的人道主义道德说教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全世界煽动"名义上不信神的宗教战争"，其实也是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朋党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与其朋党相近的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左翼如费边社）的区别，仅仅是抛弃了人类一切人道主义和良知，用最冷酷的宗教战争方式，鼓动同胞兄弟之中的"阶级斗争"。基督教和民主社会主义幻想的一切美好口号，对资本主义的攻击，都成为马克思主义残酷的最好的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