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阶级斗争，缺乏信仰，礼崩乐坏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反映了公有制民主的局限性；
经济学的"短缺压力"，及传统文化的阶级斗争，缺乏信仰，礼崩乐坏；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悲剧意义，因为格拉古兄弟崇高的人品，甚至即使是其政敌也为之叹息，而且格拉古元老院政敌的人品，也与格拉古一样，有着罗马共和国时期质朴的纯品。双方的品德如果施之后世，都可以称得上是｜"最后一个罗马人"，而令悲剧显得特别浓厚！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对于现代中国的参考意义，远远超过诸如商鞅变法，王安石或者张居正等的变法。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变法，其实只不过是无数次中央集权因时利导的政策变更中的几次，谈不上成功，而主持人本身，忠君有之，谈不上进步不进步。

最起码是，中国这几个人所谓的"改革家"失败后，他们的政敌不会为之惋惜。格拉古兄弟则是在一个接近民主的社会中改革失败，他们所面对要解决的民众矛盾，也正如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共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在格拉古兄弟看来就是对"属于罗马城邦的公地再分配，以重新创造出罗马公民兵源的自耕农阶层"；与今天中国改革者仍然没有抛弃的幻想：国进民退反腐败，重铸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北欧模式（尽可能的）高福利，平息民众的不满，双管齐下，则四伏的危机，自然就会消散，——>同样是一条不归路！

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原因，突出发反映了公有制民主"无私"的局限性。如果是从"彼此（代表的群体）利益"的角度，象现代民主政治那样摊开来讲，到底是在公民与公民之间达成利益平衡，还是在公民（带奴仆和依附者）群体之间达成平衡，至少可以看出双方的妥协点和各自的底线。但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彼此不能陈述各自的利益，（此时可以回顾，什么叫《罗伯特议事规则》），也就只能各自找出各自神圣的无私哲学，而令争论必定是在彼此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绝不可能坦诚相见，也绝不可能得到妥协的共识。

基督教的错误，是把这种公有制导致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缺陷，称之为"异议者不信神，缺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则是将其称为（统治阶级拒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而孔儒哲学，就称之为"世风不古，礼崩乐坏"。公有制社会由于不能从利益角度去商量彼此的合作，而把整个社会的权柄归咎于某种神圣哲学的垄断。缺乏实证校验的情况下，争执的双方都肯定可以找到各自以为绝对神圣的逻辑前提，如果不是全面投降而任由摆布，就是只能"拒理力争"。可以看到实体社会学是用"短缺压力"取低了"阶级斗争"等观念。

清谈的哲学口水仗之所以误国，是因为这种争论既不可能得出解决问题的妥协，公有制社会（因为短缺压力）而导致的矛盾和危机，却不会因为政治没有得到妥协，短缺就不再是短缺了；这样无论争势者初时以何种"罗伯特方式事规则"彬彬有礼地进入口水仗的战场，最终都会因为短缺的压力，把双方都逼走投无路的角落，而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无毒不丈夫。此即所谓公有制民主，总是劣币驱逐良布，没有最坏的，只有更坏的，最终选出的是"最不坏"，但却是空前绝后的独裁残暴的伟大领袖。此政治学的规律，与双方道德无关。

当我们作为民主人的诉求，取"人性本私"而铺陈自已的核心利益时，毛左和民粹的哲学家，尽可以用玩世不恭的方式偷换概念否定任何利益为据的妥协商定标准。但是游戏规则也就再无所谓"妥协"，只有成者王败者冠的你死我活，——>则继续口水仗已然没有意义的；如果左棍选定了阶级斗争，那么如何进行斗争，就不是左棍可以选择的。如果还能退让，不妨再退让；但是毛左棍之流必定会步步进逼。罗马元老院贵族和苏拉的突然反击，显示了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如果躲不过，就用突然以超出对方预期的突击，将对手斩尽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