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现私有制是向民粹与虎谋皮

封建政体的统治形态的镇压形态；地理/农业和信息条件决定历史形态；
统治形态和镇压形态都是有效的，可持续性的要害都是经济短缺；
指望革命实现私有制是"与虎（民粹）谋皮"；
封建政体两种形态和革命的要害都是短缺，从而构筑了自然转型的动力；

对比官僚和科举制度下中华帝国政体形态和英国中世纪为代表的欧洲贵族封建，两者的区别，可以概括为中华帝国的"统治形态"和欧洲中世纪的"镇压形态"。两者是各自地理和气侯环境的适应，无所谓谁好谁坏。欧洲农业条件相对逊色而地理相对分散，让封建镇压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民粹谷的形成。中华帝国广阔大陆上，封建由于信息和物流协调的不变，镇压效果比不上科举官僚制度温文尔雅的统治。此即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之缘故。类似地，阿拉伯帝国和印度都是统治形态，日本是镇压形态。

统治形态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税收基础来自于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因为农业的生产剩余比较少，镇压形态将意味着大量低效益土地被迫放弃，因此欧洲中世纪的人口，从罗马出现了大衰退，而中国人口则自战国和三国，分别出现了大增加。其中逻辑关系，赵冈和赵作林显然都搞错了。同理，由于统治形态必须建立在广泛的自耕农的基础上，因此一方面要求统治者作节俭的消费生活，另一方面就会避免出现大规模的农业合作集团，如汉晋时代的大农庄，同时也要避免出现大量自立的商业新经济群体。因此明朝和西班牙要摧残工商业。

统治形态的要害是社会经济在内部，随经济增长而萧条并民粹化，最终演变为治乱循环；由此而抑制国力自卫的成熟，而常常亡于外敌的入侵。镇压形态由于上层的军事化水平高，自卫能力并不弱，因此元朝很难击败日本，明朝也败于越南和后金。镇压形态的要害是经济天然脆弱，经不起长期的封锁，而最终亡于外敌，或自降为外藩。这样就出现了相反方向的"改革"，统治形态政治敌视工商等新兴产业，镇压形态就热衷于政府参与的外向贸易。因此明朝要镇压自已的民众走私称之为反倭，日本就对帮助进出口的"倭"百般求助。

欧洲中世纪上千年的政治基本稳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民粹革命者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在信息和物流可以协调的社会中，镇压形态是对于统治权的延续而言，是有效的。镇压形态的真正威胁是外敌强权的入侵，如卡扎菲政权亡于入侵，但即便入侵者是美英法，对于本土居民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当信息条件改良作用于如中华大帝国时，外敌入侵的危险可以忽略，大帝国也有着大把战败后买和平的银两（如满清和美元外汇储备），则镇压以维持政治延续性，无疑是可以实现的。镇压形态的要害从来不是被革命，而是客观短缺。

民粹者寄望于革命，也相信革命可以成功；但事实上镇压形态是必定有效的。因此民粹也就只能在民粹谷中，反反复复折腾革命。直到真的有什么变固时，就把"革命成功"的大帽子贪天之功扣到自已头上。象孙国父组织的每次暴动，都是被警察和城管就镇压得屁滚尿流；等到清朝自已搞"政改"（却没有强调私有产权不可侵犯）搞出了"旧制度和大革命"，孙国父就成了五四夺权党派的国父。又如毛主席打游击，实际上是屁滚尿流苟延残喘，但是蒋介石自已折腾坏了自已的经济，蒋众叛亲离之下，毛主席也就成了军事天才。

作为私产峰中的体制外民众，指望"革命实现私有制"，是向民粹"与虎谋皮"，——>是向民粹，不是向统治者！统治者还可以为了税收最大化，与私产者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达成妥协。而民粹者的本意就是共产共妻，分摊后满足民粹谷小小的特权期望。指望革命道路实现私有制民主，如同打算引剑自宫，以求儿孙满堂。统治者的镇压针对的是民粹的革命，成本上是可以持续的；但统治者却不能通过镇压私有者，满足镇压成本的短缺。因此镇压形态的要害是短缺，革命的要害是短缺；从而构成了私有制自然转型的共识和动力。
感叹一：公有制帝国"计划镇压之高效"和"计划经济之无效"恰成鲜明对比，is'nt?
感叹二：革命者所谓"统治者决不放弃统治"是民粹的谎言，真实情况是"民粹者决不放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