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多误解了"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
合乎人权法理是"精神病人/青少年过失的犯罪减免刑事责任"；
常理下故意的犯罪，则罪犯必定具有故意的判断力和刑事责任能力；
如果"对精神病/未成年人显得惩处过重"，应考虑该罪的惩处量刑过重；
在法理上看，"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与人权是相冲突的逻辑关系。在目前的法律上看，中国人之中甚至是司法控检专业人员，对于"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的理解也有偏差。"减免"是法官裁量权内的减免，可以作为辩方的恳请，但不能作为辩方的要求。因此不存在"可供法官参考减免嫌疑犯患有精神病"的证据可言；因为不存在"根据精神病的证据，要求法庭减免疑犯刑事责任"理，至少不是西方目前的法律精神。辩方需要自行举证，是否采证是法官的裁量，采用疑证从无的原则。
所以中国很多人粗略传闻的"精神病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而且是不符合人权正义的。从传统的渊源而言，不要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是基督徒！那怕在信仰上，也没有义务对基督教的陋习恶法妥协；就算退一万步，以西方基督教文化而言，除非是原教旨主义的少数极端分子，也不会用文化传惯，作为司法的人治根据。笔者提出"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并不是要马上废除这一笔者所认为的恶法，而是提请公众注意该法可能与人权不符，而且在现实中处于不允许被质疑的神圣地位。
当笔者通过人权法学，基本上已经完全得出了"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的逻辑结论后，还根本没有涉及到"精神病犯人是否能控制自已的行动，是否能意识到自已的过错，如何准确界定嫌疑犯病患者"等等，属于精神病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和嫌疑人个体意识特性在内的细节。这就是"大历史观＆大现实观"所特有的"不涉细节"的逻辑特点，也意味着任何构筑的细节证据，无论真还是假，都与命题的逻辑论证，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细节从来都与任何命题无关，只不过是各类作者，希望凭此感梁读者的情绪罢了。
在通过人权法学，先验性地逻辑论证了"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是侵犯人权的恶法后，笔者最后才简单说说关于细节的个人看法。笔者认为青少年犯罪与精神病人等，可以在法律上，提供法官裁量，减免"过失"犯罪的刑罚，但不能减免犯罪的责任。是否过失的判定，也与精神病还是未成年人无关，与普通成年人判断的"过失"标准一样。"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没有违背人权法理的真正说法是"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过失犯罪的'过失'刑事责任"，这就已经照顾了两者的判断力缺失的问题。
对于在常理下是故意的犯罪，能够故意就表明其判断力是足够的，其危险故意是明确的，而不论其精神状态，在人道主义者看来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是信仰的同类；全部与受害者无关，也就自然与维护人权约法的公众共同体无关！如果有法不依，则要问责于放纵罪犯的司法人员；如果因辩方要求是"恶法亦是法"，就要象欧美社会那样，一点点的废除"精神病人/青少年犯罪减免刑事责任"这一条恶法，抑制其负面影响，直到被判定为精神病者，甚至不愿承认自已是精神病，因为实在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如挪威的安德列斯）。
未成年人除了年龄这一层较之"判定精神病"更少一点不确定性以外，（中国连这条都不靠谱），法律上与嫌疑人的精神病一样。象英国中世纪那样，对偷梨偷墨水的幼儿也处于绞刑只是严刑峻法的之故（不过也正是中国人常理解的那种"法治"）。今天这种过错的"刑罚"是批评教育；同样适用于幼儿。一个能够实现犯罪的未成年人，如强奸、杀人、轮奸，则必定已经具备接受该罪刑罚的责任能力，无论其年龄大小。如果嫌惩罚过重，则应考虑该处刑，是否对成年罪犯，法定量刑也是偏重？而不应考虑对未成年人减免。
思考题：非洲和共产国家有大量的幼儿童子军士兵，无疑是极不人道的；但是这些童子军向你冲锋时，你是打死他呢，还是自已受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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