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大革命造成的影响

经济危机是传统文化的结果，包含了传统文化；
大革命只能因应经济危机，经济崩溃而号召，宣传没有真实的意义；
统治者的宣传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动员；或者是向平民百姓的宣战；
传统文化是历史上宣传和镇压的记忆；镇压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宣传；

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果。尽管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危机当成了资本主义的原罪。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所谓经济危机，只不过是被称为"萧条"的产业转型；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则是为了保住政府财政不断气，而不惜小民大众饿死几千万的"亡天下"，两者除了概念混乱者，可以求助于理念自信以外，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萧条"，归根到底也是因为自然转型的不彻底，传统公有体制的寻租权力，阻止了资本主义对资源的优化而造成的结果。今天凯恩斯主义导致的经济危机，就是现实的证明。
公有制如中世纪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为要素，在《旧制度和大革命》实体模型中对革命影响，权重要超过传统文化。经济危机的本身就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影响。革命峰的海拨与传统文化的色彩成正关联，经济危机的出现，本身就是由于革命峰之特权边际的民粹运动，导致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综合结果。公有制体制如总体党的党国或封建君主制，是公有制传统的实在法，尽管也是传统的，而不是一般观念上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无端的沉默大众投身革命，当然有文化认同上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因为经济危机，让贫民活不下去。

因此传统文化对大革命造成的影响，是通过经济危机而构筑影响，而不是直接导致革命的产生或者消饵。所以革命峰的革命家们，无论如何号召革命，也只能顺应经济危机而号召，如果蒋介石不是自已搞垮自已的经济，毛党的"宣传，统治"，不能说什么用处，但顶多就是革命队伍中"理论自信"的自已壮胆；而已！同理，统治者当然也可以宣传"民主改革"，但如果没有推进"市场经济去特权化（反谷物法）"，把经济给搞崩了，贫民大众照样会跑到革命队伍中去。至于宣传所谓理论自信，跟统治者是不是将被革命，全无关系。

统治者的宣传，实际上也是针对广义和狭义的合法性之不同，而略有区别。一种宣传就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团结，大白话解释，就是统治阶级对特权边际的干部群众喊话："大家别听老百姓和老外的话，塞进耳朵留一个孔，只听领导的话"，——>这就是"理论自信"；如同掩耳盗铃，肯定也是自信别人全是聋子！这是为争取统治阶级内部的支持，所受的限制就是帝国财政更迅速的萎缩，而不得不更冷血地向贱民转移体制成本，即国进民退。因此统治者的理论自信，意味着党内民主向国民利益宣战的檄文令，当真的话，可不是闹着玩。

广义的宣传本来是针对广义的合法性，诣在争取体制外国民的支持。不过沉默大众之所以沉默，就在于他们根本听不进宣传。尽管口头上可能表示一下对宣传的精神支持；但是一旦经济闹崩溃了，支持宣传的民众，会更实在地支持革命。沉默大众不但对宣传不敏感，对于启蒙也不敏感，唯独对经济危机敏感。所以当理论自信者，自以为可以通过革命的启蒙或统治者的宣传，（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争取到沉默大众的支持时，实际上是对牛弹琴，倒不如集中精神搞好（或者故意破坏）国民经济，对于阻止或制造革命而言，都更实在。

传统文化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宣传和镇压的记忆沉淀，也符合宣传对于民众的影响规律，镇压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宣传。对于革命峰的特权边际来说，公知们本身就是全心全意举着传统文化的旗帜闹革命；而体制外远端的民众尽管认同传统文化（包括革命），但是除非发生经济危机，否则根本不会扔开自已的一亩三分地，不管老婆孩子热坑头地闹革命。所以革命不革命，取决于经济危机不危机，经济危机不危机，取决于统治者能否与托克维尔脊的国民小私，就废除谷物法，解除经济发展的桎梏（今天称改革红利）达成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