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革命必要性的断言,和实体社会学的衡量;
公有制帝国传统中的革命,基本上就是对"成王败寇"的道德清算,即所谓的"春秋笔法"。由于社会进化论短缺的客观性,在自然转型、转轨所创造的自然秩序的红利以前,所谓的"成功领袖",除了奉行冷血政策,残民以逞,寅吃卯粮,国进民退,……,总之把制度成本转移到体制外贱民的痛苦和死亡上以外,让一部分同志们快乐一会儿,实在别无他法。可能正是这一机理,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帝国盛世,最后转忽儿就变成帝国动荡的天下大乱!甚至随之而灭亡!实际上是盛世寅吃卯粮,可能是最容易理解的解释。
公有制传统都将"把自已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谴责为自私;但是象冷血的统治者"把同志们的不太快乐的幸福,建立在贱民广泛死亡的痛苦上",似乎就显得"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了!而特供边际的革命群众,倒是符合前述自私的全部要素,但是他们却自称是"向弱者倾斜""监督统治者",只不过既不考虑他们的乌托邦是否能惠及远端死亡边缘上的小民,也掩盖了他们是第一批受特权覆盖的"弱者"。这些人却能指责体制外的托克维尔脊的国民小私,是"把自已私有财产的快乐,建立在牛二抢劫不来的痛苦上"!
《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实体模型,显示了对"大革命是否有必要,是否一定不能革命"的追问,只不过是传统文化追问"革命(不革命)的出发点,道德上是不是好的"。而事实上,由于特权边际群体(革命峰)的理解中,革命就是监管着统治者"不能偏离公有制传统"的"监管绝对权力",同时也是革命峰的人民群众,要求统治者向革命峰的弱者倾斜,索要对体制外小民百姓的血酬,(即边际推进定律的体现);要求统治者少数服从多数,服从人民群众要抢劫小民百姓的一致共识……,因此革命被断言为必定正确的。
如果是从生活常识上,追问同一个问题,就必须是以下的类似形式:"革命的目标是什么?革命的目标是否具经济可持续性(是否乌托邦)?实现该目标的方式是否只有革命一种?那条最优化?"。由此最起码的命题形式,就可以看到革命群众之"不可质疑的革命断言"是什么东西了:"革命的目标就是革命,革命一定有极大的优越性(进步,或称共产主义),除了革命无其他路可走,革命必定是最优化的唯一选择"。平心而论,如果读者到现在"还不明白",笔者将很怀疑,这种人的内心,是不是闹革命的左狗。
假定其中有一部分革命分子的出发点是好的,(尽管在实体社会学的视角中,他们追求的只是乌托邦),那么他们很可能是犯下了无知于社会进化论的"客观短缺"的常识错误。他们以为特供边际是可以无限制地向无端转移,覆盖共同体内的所有民众,即所谓的"不患贫,患不均,高福利,北欧模式",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假定了所有民众,本身都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称之为"人人平等"。由于客观短缺的现实性,他们必定相信"生产创造价值",否则将无法弥补客观短缺的供应缺口,因此也就有了计划经济。此即传统文化!
实体模型揭示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布和行为选择的倾向,帮助理解"革命是否必要"的命题无意义。除非先确定相关的逻辑条件,实体社会学的体系中,不存在"革命必定正确"的绝对真理。如果以自然秩序为目标也必须是"统治阶级(不仅仅是统治者)奉行冷血政策(以阻止自然转型)时,遭到体制外国民大众的反对,但统治阶级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时",大革命是否必要,局部革命(独立)是否有利,才成为可以从利益上加以探讨的具体的命题。但从今天国进民退"到处监管"的现实看,公众主体仍长着统治阶级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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