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是对苏杭现象的强化，国进民退的跑马圈地

卖官鬻爵是对苏杭现象的强化，国进民退的跑马圈地；
卖官鬻爵瓦解市场竞争，监管寻租的"官商关系学"成为"国计民生"；
卖官鬻爵的马尔萨斯主义，仅仅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难逃经济崩溃亡天下；

 

卖官鬻爵是苏杭现象的"议价"，但不是苏杭现象的终结。实际效果只是减少了统治者索取苏杭现象的行政成本，（因为招安了若干红色资本家），而不是减小了竭泽而渔对经济社会的伤害。因此当红色资本家凭"包税"换取的特权charter挤身统治者阶层时，他们本质上已经成为"长期承包国企的人"，这就是希特勒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专制时期的英国资本新贵族，和中国和香港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富人企业家"的政治角色，也就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国家所谓的"私有制（化）"的真实含义。显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自然秩序。

卖官鬻爵是苏杭现象特供链的强化，而不是中产阶级等到了"同权均沾"，而在事实上（一般按当时的市场占有率）分等就班地并入统治阶级，或成为统治者控制下的包税人，自已的产业成为补贴政府财政短缺的奶牛，换取"有社会责任感的模范（英国一般授予爵士称号，中国一般授作各级人大或政协代表）"，自以为成为政治贵族的一分子。这些拥有名义上私有财产的Charter包税人，与官方分派的国企领导相比，不同之处仅在于Charter在长子继承权的方式，可以家族世袭，而且贪污不再被称为贪污，而被称为"奢侈，没良心"。

苏杭现象的特供链经卖官鬻爵的强化，实际上是把各行业中的竞争优势者招安入贵族政治团体，授予特权，向特供链包税，而把制度成本，通过这些为虎作伥的暴发户，转移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弱势者的身上。这种竞争压力又进一步让弱势市场群体组织起来，以法团的形式与政府（国王）议价，形成了同样是包税人性质的行会，进一步把制度成本转移到更弱小的竞争者的身上。这就是工团主义的起源。这种特权意义上的行会残余，今天甚至存在于香港和美国这样的社会，如美国医生联合会，律师全国协会，和香港的律师公会，等等。

卖官鬻爵也就在实际上形成了本来是资产阶级背上的市场竞争，变成了投靠政府权贵的的竞争，并按市场占有率（包税能力）逐级特权化，寡头化，形成了依赖于政府干预（即监管）狼牙棒，打压弱势竞争者的边际推进，直到将整个经济社会固化，把所有潜在的行业竞争者排斥在外。当这种排斥被某种原因打破时，本来领有charter的从业者，就会认为是政府违约，而变成民粹运动的一分子；一边攻击政府"不监管，不作为，不阻止新的竞争者准入"，一般指责新的竞争者"逐利，不守规矩"。这就是英国宪章运动的历史背景。

市场竞争变成了政治关系学的竞争，无疑将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的基础。这批关系学大师，却被熊彼特等人误认为是"企业家"。能够被统治者认可的法团，都是具有超额包税能力的职业社团，意味着弱小投资者和从业者，被行政垄断所淘汰；也意味着所有潜在的投资者和从业者，被行政监管的Charter阻挠在市场竞争以外。尽管统治者出于财政危机缓解，总是油然而升不可抑制的"理论自信"，但客观的经济效果，无疑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失业迅速攀升，反而因为卖官鬻爵导致的人为的经济危机，革命峰恶性增生，大革命因此而爆发。

因此卖官鬻爵只是暂时缓解了财政短缺的危机，而在事实上强化了经济崩溃的趋势。偏偏经济崩溃总是有本事导致大革命的发生。富人和工团主义法团投资charter长子继承权的"无私地逐权，不再自利地逐利"，不但被剥夺了"超额利润"的可能性，而且最起码的危险，也是几十年后自已不能再承担包税任务，如同人老珠黄，被统治阶级扫地出门。甚至因为大革命的爆发，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就是戴克里先大刀阔斧的改革，未能挽救罗马帝国的衰落，反而把罗马推入了彻底崩溃深渊的原因。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