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农奴制是明朝早期和毛帝国的人民公社

以"反户籍制度"发飚的政府临时工
"反户籍制度"是民粹概念混乱的借题发挥；

很多反户籍制度的民粹，把临时工意会为"农民工"，但两者根本毫无关联！临时工未必是农民工，农民工也未必是临时工。除了政府和国企这类有"（消耗税收的）官方编制"限制以外，私营用工有"短工"之称，没有临时工之名。凡临时工者，都是指与政府财政作出的限制规定有关。举目所见，政府之所谓临时工，除城管之类特别需要"三六九（《七十二家房客》那位人民警察）"以外，一般都不是农民工；农民工之于私营企业，基本上不是临时工。但是也同样是举目可见，民粹意会，政府的临时工变成了私企的农民工。
ps:中国实际上向日本学模式，日本一线大企业的临时工比例，2013年为35%;此即日本所谓终身雇佣；

政府大量招募长期稳定就业的"临时工"，笔者估计是"反户籍制度"的另一个策源地。只不过这些人不敢冲政府编制发威，就骂户籍制度所谓"在一处长期工作开了，不能得到该地的平地福利"。这些人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生活，根本不知体制外的艰辛，就把自已的临时工生涯，归罪于"户籍的歧视"。事实上，由于临时工的理由秘而不宣（其实是国家拨款不足，单位前途未定），对临时工转正设门槛时，也极有可能把户籍制度啊，乙肝啊，学历啊之类的作为理由搪塞；也就必定有相应的人，信以为真，以为真是户籍作崇。

骂户籍制度的人的理由，如果套在"临时工转正"上，是百分之百吻合！但是无论是用到居民政府管理，还是民主社会的居民自治上，就都是狗屁不通。如果是指政府的居民管理，那么就不能采用"自由迁移权"作理由，因为那并非人权，而是政府的转准的中国传统的习惯法；如果是居民自治，则自治才是人权，自由迁移只是离开的权力才是人权。由此事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回避个体利益而成其为"含蓄"，在民粹上也是如此。他们之呼者也地博大精深，非要跟你争论"真理"，但你甚至不能肯定，他们在讨论当前的利益命题。

户籍甚至不是古代的编户齐民，都是与"自由迁移的限制"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台湾人，美国籍）赵冈和黄仁宇等人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没有欧洲形式的封建制度，因此不存在也不可能实施欧洲式农奴制度。中国真正的农奴制是明朝早期和毛帝国的人民公社！中国的户籍实际上是税收丁役的登记，这也是所谓"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其实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存在"户籍制度限制的身份"。自由迁移者必须尽快在当地入籍，否则相当于逃税。如果得到土著豪族接收，称为客族，客家；如果直接登记入户应役，南北朝时称为土断。

因此从目前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而言，与农业时代极不相同的是，户籍登记的农业（为主）的税收丁役已经不重要了。目前的个体所得税只占全国财税真实总额的百分一二，采用户籍纳税，有税务学者论证切切不可行；同时也与民粹反户籍的初衷相悖。在此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已经无意义。问题是，户籍制度背后默认的"地方"，在民主社会中非常关键，而在公有制帝国政治传统中，就要极力淡化。后者，则是帝国与民粹的政治共识。目前城市的户籍也与中国几千年的城市，服务于中央集权的军事政治要塞下的管理意义相同。

中国不存在西方的自治型的城市，而不是不存在"工商型的城市"，这是中国之所以不能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城户既有税收丁役的责任，同时也是城市救济、管理的责任，相当于"城市胜兵多少"。这就是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的真实含义，在政治上就是帝国要从全国的农业税收中，漕输到城市之中，因此而必须控制城市的户口。而当宋朝可由市场完成漕输时，就可以放开户籍限制，但是宋朝显然不是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体现户籍居民在此地方的利益，以及如何体现此地方在全国的利益。
ps:笔者一直关注着秦晖教授，他的"民主，宪政"与民粹共产主义，有多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