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反映了欧洲20世纪的极左思潮;
厉以宁比茅于轼更理解市场经济;基尼系数不是越低越好的;
基尼系数同时反映货币经济水平,不能单纯理解为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绝对化=奴隶社会最公平;
基尼系数是马歇尔-费雪均衡哲学的产品,与帕累托积同是意大利数学滥用派的版权,也是国际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甚至可以认为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自然也被收入了萨缪尔森的洗脑教材"教科书"里全面肯定,却回避了适用条件的局限性。基尼系数的核心思想,是针对国民当期收入的分配,计算个体收入分配的平均值,与实际分布呈现的差值。
按照其统计方式,绝对平均状态的公有制,如朝鲜,如中国明朝,如奴隶制社会,如毛文革时代,当然就是0或接近于0。因此仅仅是以基尼系数的定义,本身就可能是平均主义的。如果不是欣赏公有制生命悲剧的波澜壮阔的话,至少建立这样一个理念将是恰当的:基尼系数,不是越低越好的。不谈基尼系数的算法是否合理,首先要明白理解其输入的因子是"个人当期货币收入"!
基尼系数是针对"当期个人货币收入"的平均化指数,本身就足以说明,基尼系数是严重偏好于公有制的。因为这些国家,是原则上是取缔了货币的!在奴隶制社会如朝鲜毛文革,由于社会消费是按地位分配的,绝对地做到了货币和个人财产意义上的"均贫富",因此任何因此象古巴、朝鲜这类毛主义社会,在联合国或凯恩斯主义之类的公平口水大赛中,肯定先天性超过美国这样的货币经济社会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邓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由于货币经济水平远远超出了取缔了市场,取缔了私有财产,更取缔了货币经济的毛时代,因此如果单纯用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同样会得出"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结论,以至于连口口声声人权长人权短的茅于轼先生也变成了大猪头,闹出"市场经济千般好,但是拉大了贫富差距这一条不好"笑话,——>茅于轼的一位凯恩斯主义者!
由于只有市场经济才有"个体货币收入",因此基尼系数只能针对市场经济而言;而市场经济的作用是消除贫富差距,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头尖中间小的低基尼系数,但基尼系数不会降为零零!同时由于无法为特权经济(行政垄断)造成的损失作准确的衡量,这样就得出了库兹涅茨曲线,即基尼系数会在特权经济瓦解时,会迅速上升(如圈地运动时期),但是在达到一个高点后渐渐下降到低基尼系数状态。
所以在东方处于马克思主义瓦解的过程中,西方处于凯恩斯主义失败的过程中时,基尼系数之高并非一定是坏事。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两个因素的组合结果,两者耦合而无法分割:第一是市场经济的彻底程度,第二是当期收入的差距分化(凯恩斯主义泡沫拉大了这一差距)。因此当一个社会存在市场被干预,特别是广泛存在行政垄断时,是不能使用基尼系数的。否则将得出奴隶社会最公平的怪诞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厉以宁比茅于轼接近真理得多。尽管厉以宁先生"修改基尼系数的算法",纯属主流数理学派习惯性的忽悠,根本上不必要!但厉以宁先生至少发觉,基尼系数并不能准确反应贫富差距,也知道基尼系数不是越低越好的,很清楚地知道,当基尼系数降到零时,(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全中国人民统统毛路下地狱的时侯。这点清醒是茅于轼先生所未能理解的。
使用一个严重偏向于公有制指标的"基尼系数",作为市场经济是否公平的标准,本身就足以说明,欧洲传统文化是如何愚昧、落后、反动!也说明20世纪欧洲出现后,漫延到全世界的各地是何等地遗害百年!当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传统社会,将所谓的"平均"成为公平的标准,而将人权私有制抛开时,20世纪以来冤死的几亿普通民众,他们可怜的丧钟,就已经在基督教共产主义伦理下,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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