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为战争目的服务，私有制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大型公共项目"官助民办"的优于国营企业；
官助民办大型公共项目推动了美国早期经济的发展；
美国让国有资产主动流失，造就强大健康的市场经济；
美国政府资助的私有产权完全放弃"国有股"；
公有制为战争目的服务，私有制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对大型资本集团的倾斜，造成了贫富差距，也加强了政府通过政策倾斜交换的干预权力，象美国运输部干涉到了美国铁路公司的运费表的制定。而在当时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美国社会，更激起了强烈的劳资矛盾，和声讨富人资本家垄断的浪潮。由于富人很多垄断行为是通过行政倾斜形成的，这种反垄断舆论不无合理性。但实际托拉斯法案实际诉讼，反的基本上是自力更生形成的"市场垄断"。

按笔者对市场经济自动消除贫富差距的理解，公共政策出于大型公共项目的目的，用划拨的方式直接资助大型资本集团，象美国和日本在19世纪所经历的，是高效的推进工业化的手段。只要严格按照私有制产权运作，不要在产权分割上沾泥带水，那么科斯定理的作用条件就会成立，市场经济将自动在短期内消除工程划拨初期形成的贫富差距。按美国的经验，时间大约在20年以内。

而假如象中苏这样，同样出于大型公共项目的目的，用划拨的方式资助国企搞建设，就会因为国企的效益差，而形成公共财政上尾大不掉的大包袱，最终不得不追加行政垄断的特权，"国进民退"，构成了对市场的经济的侵独；如果不是这些国企最终不得不关闭而前功尽弃，就是由于公共市场需求因为"国进民退"而急剧萎缩，令国企承包的大型工程，无可避免地成为政绩型的面子工程。

因此奥地利学派完全反对国家资助大型资本集团的私营项目，尽管提出了北方铁路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有力的个案证据，（北铁完全通过自已赎买，获得铁路建设所需的用地），但在实际效果上，并不能否定美国北方的政府资助的民办项目，确实在综合国力上，令北方取得了对南方的战略优势。仅此一条，就足以令奥地利学派被敬而远之。而事实上担心是多余的，市场经济是可以抹平贫富差距的。

关键就在于政府不能通过"划拨"换取对企业经营内部的干预权力，否则等同于是政府入股了企业，而成了变相的国有股份。这就是美国政府在美国铁路业和铁路公司中的失败之处，其结果导致了铁路过度投资和1850-1876年的经济危机。并且，资源划拨也不是一个好办法，政府提供信贷的担保，让资本集团自行购置相关要素，可以更有效地监督公共投资的成本。

由于"官助民办"并不对民企经营破产负责，——>纳税人不象国企那样，要对企业经营的亏损乃至破产负责，从而断绝了国企式的无底洞财政负担的可能性。承包的民企是赚钱的，自然能很好的完成所推动的"大型项目"，如果是亏损的，自负盈亏仍然完成项目；如果破产，则拍卖其资产，让另一家民企接手即可。民企接手大型项目，完全是站在逐利的自愿立场上，公权不贪！

美国在1840－1860年大铁路建设过程中的大量的土地划拨，其中美国铁路公司无偿得到当时美国十分一国土面积的公共土地，原因在于美国当时一度处于土地大量闲置，移民暂时不足以填充新的土地，而公共财政则处于阶段性的短缺；主要原因包括支付包括英国和墨西哥的购地款，安置印第安人等，以及杰克逊已经关闭了第二国民银行，美国政府不能再借债暗渡陈仓之故。

因此出于国防方面的考虑，或者国际资源的竞争，（如对欧洲农民工资源的，北方对南方的竞争；为避免关税，北方对南方的竞争……），所形成的大型公共项目的需要，向某些大型资本集团的"大资本家"送资源"官助民办"，减轻了官办企业的官僚体制的低效，减轻了公共工程的寻租腐败，形成了一些（垄断企业＋工团主义）的集团，但避免形成一堆先进阶级的特权工人吃公费！

这就是北方综合战争潜力超出南方的成功的秘诀，也是德国和日本在1870-1910年之间战争能力迅速强化的原因。换言之，1870-1910年的美国和德国和日本的制度差别，是除二战以外，彼此最接近的时期。即官办民营政府主导，垄断漫延，针对（垄断）资本家的民怨漫延。而此时的经济方向，由于国家主导，越来越向战争适用方向转向，（要大炮不要黄油），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公有制（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私有制的作用社会综合实力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如果是以世界大战的目标来看，则政府主导最利于世界大战的短期备战。但如果世界大战发生时间拖延，则私有制社会的可持续性就造成更具综合潜力的后劲。必须结合两者因素，才能理解南北战争前后，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实力对比的演变，理解其中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