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
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自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便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便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叁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超过了史上赵高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帐，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便与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整段辩护词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一句是"基本正确"，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说，其正确的方面是其"质"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邓小平的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成了执政党给"反右派斗争"定性的"最权威的说法"，成了官方定论。
不过，这个"最权威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扩大化"？这个"扩大化"究竟扩大化了多少呢？
按执政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中，竟有五十四万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别或维持原判。能被执政党"坐实"为"右派"者寥寥无几，其中全国知名者仅数人。
显然，用这个涉及寥寥无几的人的"罪名"，来为那个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这就如同把一张只有三五个"黑点"的白纸硬说成是一张"黑纸"一样，已近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这不仅违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减法常识，也违反了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质量互变规律的学说。
在这段辩护词中，邓小平还做了一些论证，一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论证。
论证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
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是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显然，邓小平这是在搞双重标准：只疾言批评"右派"对"三大改造"的否定——限于言辞的否定；而并不妨碍谈自己也将对"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诸行动的否定。
另外，邓小平还曾坦承：自己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义的理路，邓小平的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的认识，不足以使他能够十分确定地断言：赞成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误的。可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个他"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却做出了他已是完全确定的结论：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就应予以"反击"，再据此咬定五七年"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显然，在这看似完全确定的结论里，是有许多臆断成分的。
论证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
"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就把他送交国际法庭予以惩处。
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话，就把他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或批斗他，剥夺他的人格尊严；或开除他，剥夺他的工作权利；或流放他，剥夺他的居住权利；或拘押他，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将他拘押致死、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而这一系列的"剥夺"，正是邓小所断然肯定的那个"反击"的实际内容。
论证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
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便"前进"到"大跃进"中去了，进入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已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
一个可能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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