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称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大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
人是有可能反悔的，有可能当时认错而日后改口，申明自己先前认错是被逼迫的，是讲违心话，不能算数。
毛泽东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何况他本人就的确做过许多这种逼迫人讲违心话的事，因而会更清楚他所整治的那些人，很有可能当时不得不低头认错乃至认罪，而日后一遇机会就会改口或翻供。
尽管他手里拿着一大摞由挨整者交上来的检查书，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总有些担心日后这些人会翻供，还有些担心日后其他人会为这些人翻案。也正因此，毛泽东一向对"翻案"的事十分敏感，疑神疑鬼，常常为此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地去反击所谓"翻案风",并再迫使那些"翻案者"做出检查，以记录在案。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此番整风整得过火过重，整得许多做检查者积怨甚多，口已服而心未服。因此，他对"延安整风"整人事是心存戒意的，介意那些挨了整的人伺机翻案。他的这种介意是十分持久且十分敏感的，以至历经二十余年也能一触即发。
1967年2月16日，陈毅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生了激烈冲突。陈毅在冲突中并在气头上，提起了"延安整风"的旧事，流露出心底深藏的积怨。
陈毅抱怨毛泽东在此整风运动中重用一些"最起劲"地拥护自己的人，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可这些人到头来又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人，并因此而成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的人。陈毅还抱怨自己和总理都在此整风运动中挨了整。
显然，陈毅的这一抱怨，既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憎恶之情，也有对这场运动主持者的讥讽之意。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他与张春桥、姚文元迅速整理出一份会议纪要，当晚赴毛泽东处汇报。"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
2月1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怒斥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发难，并回应陈毅个人对"延安整风"的抱怨，"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于是，中央政治局奉命整肃陈毅等人，并迫使他们低头认错，再做检查。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反右倾运动"，又整了许许多多的人，先是在庐山上整出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领的"军事俱乐部"，继又在庐山下整出了数百万遍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整得这些人都做了"深刻"检查，痛说自己是极其错误的而毛主席是极其正确的。
可是，"大跃进"最终导致巨大灾难的铁定事实，证明了挨整者是正确的而整人者是错误的，准确地说是有罪的；证明了此时的真理与此时的权力是分离的，准确地说是后者践踏了前者。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某种很有限度的让步：一方面表示，"反右倾"反得有些过火，把许多"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因此，"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整彭德怀整得完全正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则在一旁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毛泽东所做出的这一有限度的让步迅即获得强烈反弹:
在下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下子被甄别平反了数百万人，从而凸显了整个"反右倾"运动的冤屈性和荒诞性。
在上面的"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彭德怀再度上书，洋洋八万言以作抗辩：一是你们强加于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已被"大跃进"惨遭失败的事实所否定；二是你们强加于我的"里通外国"等罪名，没有根据，纯属捏造。
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坐不住了，起而批判所谓"翻案风"：
其一，指责甄别平反工作搞过了头，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人给平反了，"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其二，指责彭德怀搞翻案，并为此而加大对彭德怀的整治力度：一是加重反党罪名，将"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有关彭德怀的两大罪名——"里通外国"罪名和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罪名——正式公诸党内；二是剥夺政治待遇，不准彭德怀出席中央会议和登上天安门，不向彭德怀发送中央文件，不让彭德怀自由外出活动；三是成立专门机构，全面审查彭德怀的历史，以搜集乃至炮制各种能证明彭德怀一向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
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对彭德怀案保持高度戒心，一直将此案视作政治禁忌，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任何质疑。
他的这种戒心，有时戒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如疑心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存心要给彭德怀翻案："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也正是借批判此剧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六十年代，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更多的人。绝大多数执政党高干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或被贴大字报，被指责为"走资派"，遭口诛笔伐；或被拉出批斗，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罚跪，既遭口诛笔伐，又遭拳打脚踢。在这些受冲击的中共高干中，有一部分人在经历了一轮轮批判并做出了一遍遍检查后，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对于这些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毛泽东是心存矛盾的：既很想用这些富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来帮他治理这个乱糟糟的国家，以结束"天下大乱"的局面；又很顾忌这些吃够造反派苦头的人心存怨恨，而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后否定"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矛盾心态，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邓小平的重新起用以及再次废黜上。
1971年9月，林彪出逃身亡。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鉴于中枢空虚，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已被打倒多年并已做过多次检查的邓小平。
不过，毛泽东深知邓小平不仅是一个"人才难得"而能担当大任的人，而且是一个很识时务而能伸能屈的人，一个须低头时就低头、能出手时就出手的人，一个颇得他老毛真传的人。因此，他又担心邓小平既能于台下认错，也能于台上翻案，翻他本人被打倒的案，翻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深的袍泽故旧关系，不仅前者深知后者，而且后者也深知前者。
邓小平深知毛泽东此时既想扶他上台，又担心他一旦上台就会翻案。于是，他写信向毛申明：自己此前挨整乃至被打倒是咎由自取的，一点儿也不冤枉；因为，自己的的确确犯了严重错误，犯了追随刘少奇对抗毛主席这一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因此，自己若是能重新上台，就只能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而不会搞翻案活动。
邓小平还深知毛泽东深知他邓小平是一个能起能落能又起的人，是一个还有可能变来变去的人；于是，他又在信中向毛泽东申明：自己不仅现在不搞翻案活动，而且永远不搞翻案活动。
毛泽东在得到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个"永不翻案"的重诺后，便把他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委以重任。
不过，话说得太满就不免会让人生出疑心来。邓小平所说的这个"永不翻案"的话，就有点太满、太绝对。因为，一个能伸能屈能又伸的政治家，或一个"与时俱进"的政治家，却做出一个有关永远不变的重诺，总不免让人觉着他这是在说过头话，在说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过头话。
邓小平所做出的这一"绝对"的承诺，并未赢得毛泽东所给与的那一"绝对"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小平仍心存疑虑，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
例如，在邓小平获准复出时，毛泽东便把邓小平写给他个人的那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广为传达。他这样做是要让天下人都能知道，邓小平是在既辱自己又发大誓的情况下出来工作的，进而让天下人最终都能看到，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还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并藉此而让他有所忌惮，不敢轻易搞翻案活动。
又如，在邓小平复出一段时间并露出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迹象后，也是在毛泽东将要离开人世前，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主持做出一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总评:"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显然，他这是对邓小平不放心，要邓小平再做一个最终表态，一个最终誓言不翻"文化大革命"案的表态。
然而，这一次邓小平没有低头就范，没有在毛泽东希望他做出的最后誓词上具结画押。邓小平推说自己在九年（1966—1975）"文化大革命"中，有六年（1966—1972）被打倒，脱离了这场运动，成了一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因此，不适宜由自己来主持做这个决议。
邓小平本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至少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须低头时则低头；可这一次却表现得不那么灵活，须低头时不低头。对于邓小平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或说他受得了毛泽东的辱，但咽不下"四人帮"的气；
或说他不愿再一次自己羞辱自己，并被公诸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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