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圈与内地的矛盾和南北战争

外向型少数富裕经济圈与内地的矛盾；
美国南北战争经济格局冲突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由于交换创造价值的作用，外向型经济圈获得了更多的财富，承受了更多的财税负担，而与人口更多的本土经济圈人口发行利益冲突，产生了分离的意向，而彼此交恶；并非仅仅是美国历史经济中的特色。象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就希望与西班牙分离，60年代初新加坡从马来亚分离；甚至今天中国东南沿海的外向经济圈，也与内地国企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圈，产生了类似于当年美国南北方的交恶。

如果说今天中国内地落后的公有制经济体，与东南沿海外海型经济之间的舆论交恶，与当年美国南北经济圈之间口水仗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无非就是道德谴责的理由，用的不是奴隶制，而是"万恶的资本主义""万恶的户籍制度"。但政治诉求是大同小异，即要求这些人数居于少数的经济发达地区，承担更多的公共财政的义务，限制更多的税后自治权力，如"剥离地方自治利益与税后福利的关联"。

如果连今天的中国东南沿海，都出现了"看不惯我们（上海，江浙，广东，福建等），就干脆让我们分出去好了"的半真半假的怨言，那么当年在美国南方的分离变成了甘愿付出战斗的诉求，并且将其等同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运动，而得到了美国南方居民（大部分不是奴隶主）的拥护，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对南方事业的真诚，和事实上无望的奋斗，就成了日后著名的新词：foolerrand。

从南北战争最大的历史误解，就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论"断言而来的正确，即"南方经济落后""北方经济发达"。落后得要依赖北方的南方经济，却愿意付出最惨烈的生命的代价寻求独立为"更贫困的生活"，也只有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才能自圆其说，即所谓"奴隶主统治阶级不愿放弃压迫人民的既得利益"。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假，但不是南方，而是南北的双方。

人数较少的外向经济圈与多数人比例的本土经济圈的矛盾，如果发生在专制倾向的中央集权国家，象中国或者西班牙，以及法国（东南分离要求）和德国（西部分离），是不成问题的。很容易就用"国家统一至高无上"加以压制后再加以抚慰。中国目前正是用同样的方式，否定台独运动中的合理成分，而在事实上令台湾独立倾向生生不息。但如果承认其自治权优先，就会威胁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合法性。

而在大部分民主社会里，人数较小但更富裕的外向型经济圈，与本地内向经济区之间，争吵难免，也不会构成战争的威胁。因为这少数的地区，通常是政治重心所在的地区，一般拥有超出人数虽多，但落后而弱小的本地经济圈。问题转变为"少数发达地区对多数后进地区的压迫"的国内争论，人口更多的后进内向地区，不会独立也不敢内战也不愿自治，而着眼于更多的利益。典型如东南亚及南美洲国家。

而一旦出现欠富裕地区不但占有政治、军事的优势，而不愿意承认少数人的经济富裕地区的自治权益的话，通常就会导致独立战争如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或征服战争如美国内战，甚至包括墨西哥的内战。1920s的墨西哥内战，是建立在人数更多的南方地区，对北方靠近美国的少数人口的发达省份的类似的经济诉求上的，借口当然是统一；战争的结局是相反，美国的支持导致了北方力量的胜利。

美国南北战争前的格局，恰巧就是"内向的工业经济"与"外向的植棉区"，在财富积累上的差距与战争综合实力上差距的相反，而变得不可避免。南方的富裕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植棉业，类似于今天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在外贸封锁的状态下不会转化为战争实力。而北方却是建立在当时最发达的中产者市场基础上工业体，战争潜力远远超过南方。这种颠倒格局出现在民主社会，在历史上仅此一次。

这种颠倒一旦出现北方利益上的共鸣，北方"废奴主义的激情正义"就风起云涌。除了让南方支付代价地负担了联邦关税，对于北方贸易保护倾向的利益诉求确实诱人以外，南方奴隶制劳动的高效率带来的竞争，导致北方家庭农场在商业上的广泛破产和贫困，则令北方不但在欧洲移民工群体中有了因为失业压力而迁怒于南方，连北方的农民，也加入了南北战争的舆论准备运动了。

这就是1860s以前内战情绪渐渐升温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