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说他已被他的这个总爱折腾人的老首长翻来覆去地折腾得够够的了，实在是不想再这样被折腾下去了；
┅┅
笔者在此则要强调另外一种解释，也是以往人们不大提及的一种解释：就是邓小平此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活不了多久了，准确地说活不过来年了,因而在考虑自己进退时，就要从长计议了。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1974年7月，经国内几位顶级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毛泽东被确诊患上了运动神经元症（motorneurondisease），或称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预计只能活上两年，即只能活到1976年。这一诊断结论随即被汇报到中共高层。周恩来在听了汇报后说："这就是绝症了。"
显然，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且又作为周恩来重要助手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病情。因此，他这时若要决定做出某一重大举措，就不仅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活着时会有什么意义，而且要考虑这一举措在毛泽东去世后又会有什么意义。
两相比较，他自是要看重后一层考虑。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不出意外，就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久些，并会在毛泽东去世后大有作为；他还知道除了毛泽东以外，在这国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压得住自己了。因此，他不会不明白自己此时所作所为，就不能只是对行将就木的毛泽东负责，还应对毛泽东以外的人和事负责，于私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死后的自己负责；于公来说，还应对毛泽东撒手后的中国政局负责。
于是，他就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老人家，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此次横直不会再替您老去趟那一滩由您自己费心费力搅浑的政治污水，不会再替您老去背那一只由您自己耗时耗物铸成的"文革"黑锅。
鉴于邓小平拒绝再次低头就范，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便由猜忌上升为恼怒：你不再次向我低头，我就再次将你打倒。于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深揭狠批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年4月7日，毛泽东责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此高压之下，邓小平故态复萌，再度变原则性为灵活性，须低头时便低头。他随即于4月8日上书毛泽东，对上述决定表示"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一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与前文所论述的"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那一手法相似，这一手法也能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的效用。
其现实效用主要表现为，既可以有力地打击乃至羞辱挨整者，折其锐气；又可以有力地维护乃至提升整人者，使其神化。
迫使挨整者做出检查，就是要让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向毛泽东低头认错乃至认罪。
其一，如果这个检查是违心的，那么，检查者就不仅是当着众人的面说"对不起"的话，而且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说"对不起"的话。这就既有损他的颜面，使他难堪得很；又重创他的良知，使他愧疚得很。
明晓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其他人面前，总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又如果在这许许多多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人中，竟还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人，比如那种智勇超常的人，那么，他们向之低头认错乃至认罪的这个人就会显得不是高人一等了，而是高人许多等了，即超人，即神。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其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即通过留存这些检查而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
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可以听出这位晚辈总书记对于那位前辈总书记有着一种十分欣然的认同感，认同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例如，陈独秀生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后则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这种评价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至少他拒做违心检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气节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彰显。
与之相反，那些曾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例如那些先是指导他怎么做继又指责他这么做的苏俄党人，以及那些不分是非地按照苏俄意图指责他的中共党人，都将在历史中还其本来面目，或还某些苏俄党人的那种不敢承担有关误导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怯懦者面目，或还某些中共党人的那种崇苏媚俄的盲从者面目和势利者面目。
正是基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际遇的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赵紫阳听到上述把他与陈独秀相提并论的话时，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毋宁说是由衷的荣幸。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与赞许，就像他的前辈陈独秀那样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结 语
笔者以上考察毛泽东整人方式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读者则可能会再由此而追问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又能够说明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一论证至少能够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毕竟还拥有着能够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简言之，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
而能让毛泽东多少感到有些害怕的东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简言之，是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
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的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余英时先生语）。
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显现某种堕落的取向，但这种堕落的取向是有一个底线的，而这个底线是有正面价值的。因此，笔者论证毛泽东惧怕历史，就是试图触摸这个价值底线。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