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齐桓公

妥协的"新教"，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新教的不同与妥协；
加尔文教派"入主"西班牙，与罗马教廷的联盟；
欧洲的齐桓公（西班牙＋加尔文教派）；

百年战争的结束，标准着波旁王朝建立一（王）党天下的成功；也意味着英国尝试回归大陆的失败。从按战争目的评价战争成败的标准看，显然是法国胜利了，英国失败了。但最大的失败者是罗马教皇。百年战争意味着国王革命继英国以后，在法国也成功了。随后发生在德意志的胡斯－路德宗教革命和三十年战争，彻底颠覆了罗马教廷传统利益范围。罗马指定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系被仅保南德。

在西欧国王主权革命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两百年间，南欧的西班牙随着政治婚姻和对摩尔人的再征服战争的胜利，异军突起成为欧洲大国，并且与罗马教廷同病相怜地结成了政治同盟。在西班牙而言，对穆斯林摩尔人的战争，是代表整个欧洲基督教社会的圣战；既非罗马教廷所能插手，更需要罗马教廷的精神号召。用精神上支持西班牙，换取正在上升中的西班牙帝国的支持，再好不过的双赢。

罗马教廷在政治灵活性，也表现在对于新教运动的发展，并非一味镇压。一方面是罗马教廷作为意识形态的领导者，缺乏直接领导的军事和地方政治力量，即使是一度设立了圣殿骑士团（修道骑士），最终不是还俗当贵族，就是转业当了神父。另一方面，基督教在确立了圣彼得教堂的领导后，在内部教教义的争论上，只要不是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一般还是比较宽容的。基督教早期的血腥，的确收敛了。

当新教在德意志开始漫延，英法两国国王对于罗马教廷的权威，越来越倾向"精神上支持"后，罗马教廷在攀上了新贵西班牙后，又与同属宗教改革主流之一的加尔文教派达成了妥协。从神学的角度上看加尔文教派的"主义"，会令哲学家精神错乱；从利益的角度上看，加尔文的神学主张，只不过是对其时多方现实利益的妥协。

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掩护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首先是对法国国王"尊教皇，复旧制，固君权，攘蛮夷"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无条件支持。从而令加尔文教派成为新教运动中的温和派，得到了西班牙和法国直到苏格兰的广泛接受（很可能包括爱尔兰），成为英荷德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运动的劲敌。现代一些基督教人士投新教英美天下之好，将加尔文称为"新教之一"，是比较勉强的。

其次是加尔文教派也接受了路德教派的，对于直接摆脱教皇在地方教会的财政的控制的要求。这样就满足了路德宗教革命的主要目标，即地方的基督徒不向罗马教廷效忠作为升上天堂的首要条件，也就不需要缴纳十一税，也可以拒绝对教皇的地方教会的产业纳税，——>考察一下阿维利翁时期的教廷税收改革，随后一百年先后出现了胡斯和路德的宗教运动，两者的关联性明显。

加尔文教派承认路德的地区教会财政独立的要求，也符合加尔文教派本身独立于罗马教廷的主张；但加尔文教派与罗马教廷的妥协，就与路德不同了。路德的圣经告解是个人主义性质的，是否升上天堂，只需要问心无愧，不需要罗马教廷的指路明灯。而加尔文则承认罗马教廷在属灵权上的至高无上；接受罗马教廷作为告解的最高裁判权。因此加尔文教派是地方教会自治的改革，但保持对罗马教廷的效忠。

随着罗马教廷直辖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萎缩，最终在《拉特兰条约》中被送进梵蒂冈。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所谓天主教，实际上就是加尔文教派改革后的基督教。攀上了罗马教廷的西班牙，接受了加尔文教派，以避免罗马教廷直接控制西班牙的内政；也是罗马教廷不得不与西班牙和与新教中的温和派、加尔文改革教派妥协的原因。（西班牙＋加尔文教派）就象齐桓公一样，建立起在欧洲的霸权。

由于对摩尔人（穆斯林）再征服，与加尔文教派的政治结盟，"尊罗马，攘蛮夷，普世基督教于四海"的关系，西班牙不但一下子盖过了刚刚稳定了波旁王权的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基督教的大国；而且西班牙的民族主义，与英法相比也是颇有特色，是从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净化西班牙的神国净土开始的。但如果不考虑宗教政治策略的厚黑联盟，西班牙实际上也在再征服成功后，完成了国王王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