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价购买力的货币“稳定”：汇率稳定则通货膨胀

平价购买力：汇率与通胀膨胀负相关；
张五常/麦金农/谢作诗等，偷换了"币值稳定"概念；放弃了人民币货币主权；

如果张五常和他的粉丝（还有斯坦福权威罗纳德麦金农），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制上的观点是正确的，等价于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税收，市场都可以满足政府的愿望——>共产主义实现了！看看张五常主义下的通货膨胀，看看通货膨胀下的高房价，再看看高通货膨胀下的高失业，再看看高失业下的低工资……，只要不是跟着张五常混饭吃的粉丝，不难看出张五常麦金农们的"无限"是什么结果。

张五常和他的粉丝如谢作诗们的另一个错误，是把人民币价值稳定的"锚"，不是放在国内的通货膨胀上，而是放在与外汇如美元的汇率的"稳定"上！换言之，他们把货币价值稳定的概念，偷换成了"汇率稳定"。在此逻辑基础上，张五常和他的粉丝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货币价值尺度需要稳定，因此人民币不能对美元升值"。迷信张五常的"数据"的人，是否发现其概念偷换？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人民币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的汇率是负相关的对冲关系，（通货膨胀率＝（K/美元汇率）），因此在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稳定，就意味着人民币通货膨胀不可抑制！意味着人民币正常崩溃！当人民币的信用不复存在时，不知所谓的汇率稳定，还有何意义？——>很难想象麦金农，张五常，左小蕾，谢作诗这种学者，会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除非别有用心！

因此笔者要特别解释了概念和逻辑形成，"平价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其简义就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的变化趋势，与两种货币的通货膨胀率成反比。以人民币和美元来计，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P，（P＝(人民币通胀/美元通胀)）。用该理论得出来所在的金本位时期的国际与各国国内贸易中的货币组成，（黄金储备 ——>黄金汇率<——黄金券（货币））就很容易理解。

麦金农教授在天朝讲课时，用平价购买力理论，莫名其妙地将"货币稳定"偷换成了"汇率稳定"，从而得出"人民币必须锚定在美元上"，即中国不能拥有人民币主权，而仅仅将人民币作为美元的兑换券！那么干脆直接在中国流通美元得了，又何必使用人民币？这样麦金农的粉丝张五常和粉丝谢作诗们的所有逻辑要求，（如美国更自律），都满足了；——>却还有人声称"美国强迫中国升值人民币"！

同样联合国与美国一些学者，无视平价购买力的只能适用于"自由双边实时贸易"，滥用平价购买力用于重估发展中的国家，（一般是公有制帝国），就错得很离谱，但又让公有制传统愤青们沾沾自喜于"强势崛起"。如果忽视赤字型通胀的负作用，而运用于由（（P＝(人民币通胀/美元通胀)）），就会得出中国的平价GDP要上调的结论，中国的GDP就可观很多了，而实际上是发展负债！未来的倒退/滞胀！

同样的错误，更是广泛出现在经济史中，象麦迪逊的千年各国GDP，就是运作平价购买力原理。问题是 2010年的美国，如何跟宋朝做贸易呢？结果就只能是，如果不是平价购买力是错的，就是这种经济史的"平价购买力"的方法，完全是错的！即使是用生产力算上目前价格也是错的，因为交换创造价值，没有交换就无法判断其价值，原因正是在于"边际效用"的约束，不是生产毛额就能算入GDP的。

如果仅仅是将这种滥用平价购买力的所谓"数据"，作为修辞用的数字型形容词，则只要有人肯买单，它们虽然是艺术，至少是值钱的数学艺术。但如果是在这一基础上作所谓"实证经济学研究"，还以理性主义的姿态，甚至运用政府公共权威的暴力，排斥国民对数学艺术其嗤之以鼻的天赋权力，居高临下"拿出数字，数据，资料……"之类，则此类所谓真实，又是何等真实的谎言？

平价购买力中不同类型的通胀与汇率的关系

滥发货币，赤字型通胀影响币值稳定，令平价购买力失效；
赤字型通胀与外汇占款的通胀，对汇率的影响作用相反；
通货膨胀的人为降值，不能对销"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业的影响；
人民币为什么短线升值压力，中长线贬值压力？

从平价购买力理论的逻辑成立条件可以看出，所谓的平价购买力下的汇率形成，实际上就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外贸，在彼此保证成本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的自由对价的过程，即自由交换创造了汇率价格。因此任何双边市场干预，或交通通信等条件造成的"阻尼"，都将影响该对价，当成本太高时，就变成有价无市，平价购买力理论自然失效。贸易阻力和"滥发货币"，影响币值稳定，将令平价购买力失效。

因此人民币升值压力（（P＝(人民币通胀/美元通胀)））的公式，是有"市场经济下对外贸易"的先决条件的。所以在1980s时期，尽管中国国内面临恶性通货膨胀，但是人民币的汇率非但不升，而反而下跌。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双轨制是典型的掠夺市场，同时自毛朝初年即有的外汇专卖（极端性的外汇管制）掩盖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以至于象毛朝时高定为1:1的美元汇率，也成了毛朝极大富裕的乌有凭据。

这也说明人民币升值压力（（P＝(人民币通胀/美元通胀)））的公式成立，是建立在人民币通胀，是由于低估汇率造成的过多的外汇占款造成的通胀，而不能包括蒋介石或毛朝时代的高税收导致通货膨胀的赤字通胀压力在内。因此如果将两种通胀混在一起的话，由（（P＝(人民币通胀/美元通胀)）），就会得出人民币滥发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就越大，人民币就越值钱的怪诞结论。

这就是北欧模式的理论依据！它意味着只要有傻逼（如德国）肯贷出，高福利的国家如瑞典，就可以不停地增发货币，借外汇填经常性亏空，在（（P＝(克朗通胀/马克通胀)）>0）的情况下不停地"升值"，从而构成了一个依靠高利息负债的堰塞湖。当出现信用危机时，债主"无理性"挤兑，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欧元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也将在这种情况下灭亡。98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考虑如政策赤字性的通胀原因在内，那么平价购买力理论中就要改一改了，因为两种通胀的作用机理是相反的。人民币帐面升值的压力（P＝（外汇占款通胀/内生性通胀×美元通胀）。这样就有了如时寒冰/牛刀/左小蕾等人所称的，"让人民币通货膨胀（大量增发货币）"，从而减小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结论了。实际上就是用恶性通货膨胀的代价，强迫中国平民补助出口商的廉价出口！

汇率低估造成的结果，令人民币币值崩溃的结果，不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吗？则如时寒冰/牛刀/左小蕾等人的高招，只不过是"不如一刀抹脖子"，为的是廉价供应欧美人民的廉价消费！真乃大无谓大无私的国际主义了！从几万亿后还是低利率政策看，不能说左小蕾等人，在政策层面上是"一小撮"。因为近几年的政策，的确就是按这种愤青们在各种论坛博客上，力挺的"爱国思路"铺展的。

如果是用CPI作为通货膨胀的指标，因为CPI直接与m0流通现金相关，Dm0是其当期增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表达成（P＝（外汇占款增加值/Dm0×美元CPI）。因此当近来美元出现一点逆差时，就有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说法，此论未必为错。问题是人民币通胀的压力m2只不过是由于流动性陷阱，出现了时间上的滞后，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成了（P＝（外汇占款增加值/Dm2×美元CPI）。

意即中期的人民币，由于内生性的通货膨胀（货币超发），有着强烈的贬值压力。近期的所谓逆差，只不过是政策性采购，以及资本短期的流动造成的出入，中期来看人民币仍然因为处于（P＝（外汇占款增加值/Dm0×美元CPI）的上升压力中，Dm0是低值的，因为紧缩流动性的原因；目的在于减小中长线的Dm2的增加额。而当政府减税时，由于相当于中长线削弱通胀，短线释放货币，作用正好相反。

平价购买力的黄金，外汇，汇率和通货膨胀

平价购买力的黄金，外汇，汇率和通货膨胀；
平价购买力逻辑来自于金本位货币制度（黄金储备 ——>黄金汇率<——黄金券（货币））；
平价购买力成立的前提是国际贸易无任何政治阻碍；
金本位不能抑制通货膨胀；
汇率是两两之间一一形成，不存在任何"锚定"的必要；

平价购买力的理论依据是黄金汇率。黄金汇率（即今天的外汇汇率）是由官方（美国是货币局）制定的，作为为官方买入黄金的开价，可能偏高也可能偏低。如果偏高了（即黄金价定低了），就会令造成抢购黄金，令黄金储备告馨（东南亚金融危机即为此类），此时官方只好降低汇率或限制兑换（即黄金管制），此时就会出现黄金黑市（即使是美国）。因此就有两个价，官方的汇率和黑市（市场）汇率。

反之如果黄金汇率偏低了（开价太高，即重商主义，出口导向），就会吸引出口商和黄金持有者，将黄金卖给储备局，导致黄金储备屯积，同时本币通货膨胀；此时就会出现限价，国有化（保证某种必须品的供应），和居民贫困化，即今天说的国进民退。日本，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和同期法国都是这种情况。当国有化也不能保证必须品供应时，就有了侵略和殖民的掠夺（补充）倾向。

如果是在民主社会如美国，可以相对有效地控制官方的支出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广场协议之类的限定，令黄金汇率升值。(如1880-1920年的美国)。因此平价购买力的逻辑成立，是必须建立在没有政府干预汇率市场，民主性社会可以限制政府开支和垄断政策，也没有国际交易之间的行政阻隔的前提上才成立。任何政府行政性干预行为，都会令平价购买力的作用机理失效。

也因为平价购买力是从金本位时期得到的先验性的逻辑规律，因此现在书本上的平价购买力，仍然简单地用"汇率"一词来代表外币价格。这样就产生了让张五常先生发疯的命题"汇率要锚定在那里？"。在金本位时期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汇率就是黄金汇率。但是当金本位已经消失后，那么如何使用汇率e与国内的新旧物价指数（e=P1/P2），而运用平价购买力呢？这样就出现了很多张氏天方夜谭。

即使是在金本位时期，黄金储备对于国际贸易也是多余的。早在1700年，伦敦交易所中交易的就不是黄金，而是英镑，克朗，利弗尔这些货币；只有在政府之间对外结算时，才使用黄金。因此当年的外汇外贸，与今天是一揽子货币之间的换算并无不同。同时中国文人错误地将明清的"银锭制"当成了银本位，（民国法币才是银本位），以为金本位就是"一克黄金实发一元货币"。（可见明清货币之落后）

这是没有理解（黄金储备 ——>黄金汇率<——黄金券（货币））的货币形成关系。实际上由于日常兑换黄金的比例是极低的，因此黄金储备对应的黄金券，是一个高得惊人的倍数！按路易十四时期计算，一度达到平均达十万倍！而按美国早期银行制度，银行再储备黄金券和国债（税收担保券），再发行银行券作代用币，那么一克黄金衍生出来的货币乘数，是无数倍的。金本位完全不能抑制通货膨胀！

因此政府逐利超发货币，就象银行总是过度放贷一样，总是不知不觉之中达到日常兑换要求的极限，一旦出现集中性的提现，就无法兑现；强制性的抛售，将导致持有资产价格急剧下降而形成风险畅口，（最新一次叫次贷危机，98那次叫金融风暴）。这样就出现了中央黄金储备，最终变成了中央银行。因此黄金本来就是多余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剥离黄金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一直以来的凯恩斯主义。

明白黄金汇率的机制，就可以明白，张五常宋鸿兵等人的一揽子货币，对凯恩斯主义本来就是隔靴搔痒，而且根本上就是概念混乱。实际上只要将"黄金汇率"改成"某外汇的汇率"就可以使用平价购买力原理。它意味着任何两两货币之间的汇率，都是两两自已形成的。因此不存在"美元带动人民币升值了"，因为人民币的顺差主要是美元的，储备主要是美元，对美国贸易，人民币就是低估的。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可以被行政干预打死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可以被行政干预打死的！
无阻力的流通环境是不存在的；
（外汇储备/低估人民币）构成出入境的事实性关税；
"货币战争，国际资本，热钱，大鳄……"，忽略了跨境流动的成本；

包括张五常和他的粉丝谢作诗教授，还有时寒冰，曹建海，宋鸿兵，叶檀，刘军洛，朗咸平等人，（暂时记得这几个），都对外汇和资本的管制下的跨境跨币的资本流动，假定是零阻力的来去自如，而称之为"热钱""国际资本大鳄"之类，所持的理据（如果提得出的话），就是罗斯柴尔德式的地下钱庄，神通广大，强可敌国，——>反正是地下钱庄，查无可查，似乎怎么说都行！——>真的行吗？

曹建海曾经说，"……其实在深圳通过地下钱庄的流动，是很容易的……因此外汇管制是无效的"，并得到时寒冰的附和；——>曹先生显然没有考虑总量下的流动限制。张五常和他的粉丝谢作诗教授则是以断言这种外汇管制是无效的："假如人民币是低估的，市场的力量会校正低估的汇率的"，——>意即可以随便干预市场，市场无所谓！（实际上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的"学术"）。

简单地使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比喻跨境跨币的之间的管制阻力，就可以理解这些人所声称的，"跨境热钱资本神通广大"，来去自如（如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连续剧），是不可能的。有如此无阻力通行能力的，必定是中国政府自已无疑。而且就算是政府自已。办公费行政成本操纵错误加腐败，也同样是有阻力的。无阻力的环境，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在人类社会中也不存在。

实际上这些人的所谓"资本神通"论，只是理念而非理据；他们妖魔化中的那种"不是政府的神通资本"，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针对的是中外小民的私有财产！可能他们自已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已对货币领域如此重大而根本的概念，竟然仅仅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即"绝对无阻力是不存在的＝＝＝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这样后者的"不能绝对隔离"就成了他们理解的来去自如。

H.奈特的《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的贡献，就是将象"地下钱庄"这类不确定性，归纳为经营模型中的不确定性成本，而在定量资本的前提下，则可视为可控的风险成本。即，当我们手头上是明确的多少万的人民币要换成外汇（或反之），只需要因管制的力度而加上相应的汇兑成本，这是可以预见的，是可控的。（目前罗湖价是官价加3%）。但如果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不定量N，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这就是曹建海对地下钱庄之调查也没有发言权的原因。因此在跨境跨币的汇兑问题上，无论我们是否很了解每一个地下钱庄（而能汇总统计，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明确一条，那就是跨境成本与外汇和资本管制力度成正比的。同时跨境贸易的利润是有限的，因此当成本高于利润时，贸易就会中断，而不会出现张五常和谢作诗所称的，"市场会自动调整低估的汇率，因此人民币汇率不可能低估"。

与其他人模糊而坚定的信念相比，张五常和谢作诗毕竟算是有点学者的样子，无论对与错，表述尚算清晰，还可以解剖其错误之处：由于法定货币本身就是税收，外汇管制相当于向每一笔出入境的款子征一笔不定额的附加税；因此在汇率低估的情况下，支付屯积起来的外汇（如美元）的增发的人民币，其释放（因为屯积而不能回收）的外汇占款，是央行无成本发出的，对人民币经济体收取的铸币税。

外汇管制构成的附加税和低估人民币所购成的屯积外汇的占款的铸币税，就构成了跨境跨币的支付的阻力。因此象富人要出国带走资金，就要损失一定的比例。所以，如果张五常和谢作诗的假定是对的话，就意味着"无论政府如何加税，如何苛税，市场会自动调整的，无所谓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市场的生命是有生存条件的，税收过重，市场就崩溃了，还调节个屁！！这个原理很高难吗？

征服高卢，普法战争，清朝赔款和欧洲的债务危机

现在条件下援欧就是卖国；
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在低估汇率的顺差下"国际化"；
IMF/世界银行没有货币信用；IMF/世界银行对谁有用？
普法战争和清朝赔款，就是一种"债务危机"；

如果是针对欧债危机，中国未升值前的零成本的人民币，欧洲是不要的。如果让欧洲屯积这笔人民币，等人民币升值后换取中国手中的美元，中国等于白送欧洲一笔美元。跟国际板一样，连卖国都算不上，根本上送国！败家！这样就引出另一个反复强调的主题：在（人民币升值 or 取消外汇管制）以前，人民币不可能国际化！换言之，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是在低估汇率的顺差状态下，实现国际化的。

有人可能会说，"IMF为什么能援助欧洲？"。实际上，IMF的任务，就是为需要外汇的国家，向有外汇的国家化缘。所以拉加德到中国的任务，工作职责所在，绝不是为中国提什么好心建议，（因为中国不需要外汇），而是让中国出外汇援助欧洲！如果中国保持（低估汇率——>高房价），又足够傻逼，就可以在拉加德的任内，源源不断地为IMF提供援欧的中国人的血汗资金。这正是蒙代尔先前的工作。

IMF和世界银行，其职能都是为了弥补外贸赤字化缘的。有人说IMF/世界银行可能担保中国外汇援助欧洲赚快钱，这是没有理解，IMF/世界银行，都是没有信用的，——>不是它们的道德差，而是他们没有经常性的收入，提供信用担保。因此历史上只有IMF/世界银行，劝债权国减记放弃帐务，"节哀顺变"的工作记录，（象最近的希腊债务减记50%），从来没有试过，IMF/世界银行，担保债务人还债的。

因此IMF和世界银行，只对美国和欧洲这类高估本币消费的国家，对那些不能保持出口导向的制度落后国家（如东南亚）恢复出口而作的援助。这种援助方式，最早出现在希腊罗马时期，表现在向战败国提供高利贷，让他们偿还征服者的当期赔偿，而保持向征服国的出口，偿还高利贷的本利。典型如恺撒征服高卢时，罗马高利贷者向高卢诸邦提供的高利贷，以支付恺撒勒索的赎金。

法国在普法战争后战败，清帝国在辛丑和甲午时，能够支付巨额的赔款，（法国赔款是清朝赔日本的三倍！），也是因为英国这些资本国家的金融商，向清帝国提供赔偿贷款，而抵押清帝国的海关等收入。法国和清帝国战败后的赔款支付困难，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因战争而起的债务危机。英国向清帝国的"援助"，就相当于今天美国的援助。俄国也"援助"了，清就抵押了东北的权益，直到输给日本为止。

明白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工作机理，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笔者强调："人民币低估，要IMF/世界银行"的更大的发言权，干什么？很简单的道理：英国控制印度，让印度低估卢比向英国出口，并提供英镑贷款，相当于恺撒的罗马强迫高卢的赔款，扮演的是世界银行的角色。印度独立了，却仍低估卢比向英国出口，还把英镑借给英国，让英国能"买得起印度的廉价产品"，那是不当殖民地不舒服！上瘾了！

如果明白"法定货币"就是一种税收，则欧元的所谓"超主权货币"就谈不上是进步。欧元根本就不应该出生！作为各国替代性的欧元，早在诞生以前，就应该死掉了！试想，当欧元是对欧洲民众的税收，却不属于任何主权所有时，就构成了诸国扩张财政的"公地"。欧元成了公地悲剧，也就宣判了欧元的死刑。剩下一个严谨货币政策的德国，根本没得到当日马克币值的好处！

表面上看低估的欧元让德国有了顺差。但如果欧元顺差如果不用来补贴债务危机国，就只能在欧元崩溃中化成水！试问德国能当多久的冤大头？考虑到自法国以南的国家都已病入膏肓，德国脱离欧元区转而向东直到俄罗斯建立新的贸易区，势在必行。欧元尽管可以减小国际交易中的换算操作成本，但"统一货币"到底是一种政治现象，还是一种经济进步？如果欧洲不打算政治统一，欧元有必要吗？

（外汇管制＋顺差）下援欧都是卖国

美国可以援助欧洲赚无风险快钱；中国赚快钱将会血本无归；
欧洲人必须自已为（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的后果负责；
在（外汇管制＋顺差）情况下，任何币种援欧都是卖国；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取消外汇管制，汇率市场化；

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的结果，是他们自已的责任；需要他们自已作出调整。别说欧洲人现在活得比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好（包括日本，别提中国），就算欧洲人真的饥饿游离，也是他们自找的，捐献点储备粮，免得他们有人饿死，就已经是大慈大悲。向这些"弱者"倾斜就是犯罪！这不是冷酷，而是怜悯！让欧洲人在错误的路上走得越远，欧洲民众负出的代价就越大！

根据实体经济学的逻辑，欧债危机上有两种与中国纳税人利益相关的错误观点。第一是代表纳税人，援助欧洲的"赚快钱论"，理由却是美国打算援助欧洲。美国为什么要援助欧洲，由美国纳税人判断。以笔者观之，美国之援助欧洲，如同巴菲特援助高盛，是趁火打劫（没什么不好），扩大在欧洲政策中的影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多印点美元钞票；——>美国人美元援欧是无风险收益，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假如这些钞票完全亏损在欧债危机，也与美国无关，不会导致美国国内的CPI的上涨。这就如同中国印出很多人民币，一把火烧掉了，其实只不过是一次印钞票的手工训练。假定能够赚回来，就成了高利贷，可以削弱美元国内的通胀压力。因为美元对美国来说是零成本的，但中国的美元却是高成本的，通过低估汇率（即美元高溢价），高价地收购回来的。

这样就引出第二个错误的观点：用人民币援助欧洲，类似于国际板！如果不考虑中国人民币的外汇管制和低估的话，逻辑上是正确的，（先不考虑相应的政治经济上的要价）。问题在于中国的外汇是管制的，然后人民币的汇率是低估的。即，中国本身不欢迎外国人买中国商品，支付的是人民币，（因此目前海关限制人民币出境），中国要求收到外汇，并且愿付出溢价，而承担国内相应的通货膨胀。

而美元的定价是高估的，即美国人用很高的价格"被动地"卖出美元，而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就用很高的价格，"抢购"美元。这样就出现一种谢国忠不明白的现象，就是天天喊美元高估了，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但美元却是最坚挺的！（高估的美元 Vs 低估的人民币）两者作为援欧的筹码，结果就完全不同。美元援欧可以为美国带来额外的利益，而人民币援欧，却是纯粹肉包子打狗，让中国穷人养起欧洲。

由于美元和人民币都不是欧元区的流通货币，而欧债危机是以欧元记帐的。因此美元和华元援欧的钱，要支付欧债危机的欠帐，就必须用这些钱，买各自的欧元储备。实际上人民币要先兑换成美元，再买入欧元。由于人民币汇率很低，如果先换欧元抵债后，人民币一升值，还债时受援的欧洲国反而出一笔高利贷的血，所以除非人民币放弃外汇管制或者经常项目逆差，否则欧洲不敢接受人民币。

因为人民币和美元援欧的款子，都需要先买入欧元，才能支付欧债缺口。因此结果就是援欧的款子，导致欧元价格上涨（汇率上升），相援助当于欧洲忽然多了一笔"顺差"，欧元当然是升的。但结果就是欧洲的出口业也相应地下降，因为欧洲目前实际上也是高估的，这样就会扩大了欧洲的危机。实际上，欧洲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错误，接受损失，不印钞票但让欧元贬值，并削减过高的福利水平。

人民币援欧只有一种情况下是有用的，就是欧洲可以用人民币买中国国内的产品。当中国外汇管制而人民币汇率低估时，这是何等矛盾的逻辑？实际上类似的逻辑也出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日元贷款上。除非欧洲真的社会崩溃，穷得要买中国的廉价消费品和储备粮救济，否则真不知道这些人民币援欧，对欧洲有什么鬼用。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如果中国不放弃外汇管制，不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是不应该援欧的。

简明英国千年史的四个阶段

简明英国历史的四个阶段；
大宪章是贵族党内民主，没有超出孔孟哲学的高度；
大宪章->牛津条例->权利请愿书->克伦威尔革命->光荣革命
近代意义的英国民主，在美国独立后开始；

自诺曼底的威廉1066年征服英国，建立了金雀花王朝以后，不考虑英国基本上的自然王位顺序继承中变化的种种"王朝"，而仅仅是从政体模式的变化上考虑，可以将英国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诺曼－英格兰的安茹帝国时期。代表性是国王的高度集权领导下，英国被200个诺曼贵族瓜分；而在在被征服前的盎格鲁萨克森时期，有2000多个领主，可见征服后的土地集中程度。

诺曼征服后的200多个诺曼领主中的几十个，连上支持他们的伦敦行会商人，就是后来大宪章中的主角。在大宪章以前，是国王绝对统治的政体，200多个领主无条件服从国王的要求，同时是国王的包税人。正是这样的关系，当约翰王失去大陆，反复加税要收复诺曼底时，几十个男爵团结起来跟国王动武，强迫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大宪章时期。此时的大宪章，并没有超出孔孟哲学的高度。

尽管大宪章及其后的1258年的《牛津条例》，都重申了对国王任意征税的权力的限制，但是实际上是国王与200个领主之间的矛盾。对男爵们加税，不等于加重了农奴的负担；而减税，也不见得农奴的负担减轻了。真正得益的是在几次条款修改中，所得特许权越来越多的伦敦的商人行会。后者在最后一版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中，已经代替了英国贵族，成为要求限制国王加税权的主体。

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到1225年为止，就修改了11次！但限制国王权力，明确领主对所属领地（农奴庄园）的绝对性的私有权的基本精神，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顺带的伦敦行会的自治权，均是国王、贵族、教会三方争取的对象，而得到三方共同的确认。因此从1215-1485年，接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是君主依大宪章的契约执政，与200多个贵族共和的时期。其间的贵族便分化出公侯伯子男等等。

发生在1455-1485年之间的玫瑰战争，既意味着300年英国贵族党内民主的终结，也意味着英国在百年战争中的战败，同时也意味着战败对英国政体的动摇。无论是战争中伦敦商人行会对作战双方审慎而恰到好处的支持，还是战后的都铎王朝，为了对抗天主教法国，联合教会和贵族入侵干涉英国王位继承的威胁，而采纳新教和培育城市自治体，都意味着英国政治成了（国王＋市民自治体）联盟主导模式。

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是第三阶段即国王主导的（国王＋市民自治体）政治联盟阶段。平民国会成为最重要的参赞国务会议，贵族退居为领土私有的地主，而仅仅在贵族院中参赞国王。这样就结束了导致酷似东晋八王之乱的玫瑰战争式的争权夺利。同样就有了1628年自治市民团体的《权利请愿书》。查理一世也象约翰一样，对《权利请愿书》中的让权患得患失，导致了1642-1660的内战和克伦威尔独裁。

尽管查理二世在1660年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尽管克伦威尔的清教军事独裁的共和国被颠覆了，（同期清教徒在美洲开辟了新英格兰），但是英国历史已经翻过了（国王＋（市民自治体＝国会））的国王主导的合作模式，变成了国会主导的，国王辅政模式。真正在英国内战中获得政治胜利的，不是清教徒的军事独裁政权，也不是查理一世复辟的国王专政，而是英国城市商业行会主导的国会的胜利。

光荣革命驱逐了希望进一步复辟国王主导政治模式的查理二世，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英国宪制的框架。尽管经历了乔治三世在站稳脚跟后重振王权，挟持国会，企图军事征服北美的，近似都铎王朝时期的政治模式。但随着北美的军事失败和拿破仑战争的开始，乔治三世不得不把政治主导权交给国会和国会选出来的首相威廉皮特，从而走入了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近代意义的英国民主，此时才开始。

将大宪章绝对化，意味着回到英国中世纪

英国在西方历史中的政治地位，类似于明朝在东方；
曲解英国历史，可以将"民主，宪制"偷龙转凤；
英国早期历史是200贵族党内民主的历史；
将大宪章绝对化，意味着回到英国中世纪；

英国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类似于明朝在东方历史中的地位。所有自称"民主"的人，如果不了解这两者的历史中的经济决定政治的进程，就请放弃任何涉及这两者的"民主论据"，否则你将成为玩弄中国式诡辩的毛左文革哲学家们的玩物，不是成为他们的炮灰，就是变成毛左文革的一分子。当你的灵魂已经成为魔鬼的盘中餐时，你却以为自已在"为民主而奋斗"——>没有比这更可悲的命运了！

对英国的历史，如同翻案明朝般的妙用，如果不是一些冒充英史专家，制造"毛左特权立宪的光荣革命"乌有之乡的毛左，对笔者的反复提醒，笔者还没有重视其中的关联。与文人御用圈的一致立场不同是，对英国史曲解的利用，大抵还处于个别的天才发挥。但如果一些人对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进程不理解，而象崇拜基督教的那些人一样，盲目崇洋崇欧的话，英国史曲解会成明史袁黑一样的主流。

英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史中的地位，据有起源性、基督教文化、传统性上压倒美国的"优势"。当民主真的成为哲学上的大趋势，不能明目张胆地抗拒时，要掩盖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私有制，致力于抬高英国在民主历史中的地位，美化克伦威尔革命前的贵族时代，强调斯特亚特复辟后的君主专制，强调脱离私有制人权的所谓"契约""妥协""习惯法的法治"……，象明粉歪曲明史一样，歪曲英国史即可！

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惯性，令他们对于美国的私有制所谓"个人主义"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令他们更愿意接受欧洲所谓"不极端的资本主义"。这样，英国就有了承前继后的，类似明朝式的舆论地位。而且可以在国际性舆论上，得到欧洲文化圈的响应。最简单不过绝对化法国所谓民主贡献，明显美化欧洲的民主程度。对于偷龙转凤地取消人权私有制的改革，难道不是美不胜收的妙计？

当毛左声称"仿效英国，毛左立宪的光荣革命"时，汉语的语法语音都与英国光荣革命近似，就足以让一些哲学型的民主人才"团结毛左闹革命"。但如果按农奴庄园的模式理解，就意味着让农庄中上层贵族，独立于领主成为新领主；对毛左的长工加薪；无疑意味着领主的（王权）损失，但更意味着底层农奴成了猪狗不如的，被更多的贵族践踏的牲畜！因为农奴没有得到私有制解放，没有得到完整的人权！

《大宪章》 常常被一知半解的"民主派"所曲解，甚至将英国宪制，说成是"有成文宪法"，所谓成文法，就是大宪章，云云。sorry!这些"民主派"太辱没"民主"了，以后仍用"民粹派"指称他们。毛左也是民粹派，是国产传统类的民粹，可称为"传统民粹派""国产民粹派"。而这些"崇洋民粹派"，称为"进口民粹派"即可。实际上，大宪章初定时，是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限和义务约定！

英国历史之中，最吸引乌有之乡类的毛左之处，就是直到玫瑰战争结束，在都铎王朝建立以前，整整400多年，实际上是200个贵族太子们的历史！而其中的风云人物，又是十来个公爵巨型太子的阴谋斗争史。这些太子们建立的，依据大宪章的党内民主的英国，可以满足任何闹民主的哲学家的表面要求，还可以用"毛左立宪"的办法，比文革更牢靠地控制住祖荫的特权！还说成是造就世界帝国的第一步！

如果将大宪章神圣化，如果将大宪章绝对化，如果乌有之乡之辈如果明白其中含义，必定会欢声雷动！也将意味着毛左与怪胎这两种国产和进口的民粹派，在仿照11-15世纪的太子们控制的英国一样，为初级阶段的世界帝国的"政改"团结了起来！当这种"宪政""立宪""民主"成为现实时，那些跟毛学着反政府闹革命的民主的派们，是跳河呢还是跳海呢？自已挑一样，仅此是自由的！

祝愿富裕的同胞移民，一路顺风

美国寻求增加东亚移民，反衬中国计划生育的愚昧；
富人移民不能带走国内资本；公有制传统针对富人移民的妖魔化；
富人热衷移民，中国要反思"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未入宪；
富人带财产移民，是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也没有象日本一样老龄化的美国，却鼓励增加对亚裔社群的移民比例，（实际上是冲销贫穷的南美西班牙裔移民的影响），如果已经面临老龄化威胁的中国，却满足于搜刮子孙的份额所得的暂时的"物资比以前丰富了"，还继续坚持计划生育，而无视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的威胁，将是非常可悲的。

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猴脑们，好象仍然没有搞明白，只要是继续搞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国人口就永远是过剩的，计划生育就是难免的，农民就永远是"多数的"；但只要一转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失业问题就会消失，劳动力价格就会上升，转为劳动力短缺。

可悲的是，我国的猴脑型权威们，却想出了"用计划经济的方式，首先提高国营垄断单位和公务员的工资"所谓"拉动经济增长"而保持计划生育，——>不能说始作俑者就是朱总理，但是文集中确实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并兑现到具体政策上，到今天仍没有更改。

一些人鼓噪所谓"富豪移民损害中国经济"，实际上富豪移民是不能带走国内的所谓资本的。一些人用的不可能公之于众的"地下钱庄"为据，实际上是将经济问题辩证法化，哲学化，意识形态化，阴谋论化；——>如果地下钱庄可以核证统计的，就不是地下钱庄了！如果这些人是对的，将意味着"市场管制"和行政垄断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黑市如地下钱庄可以调整市场，令市场中断"不至于绝对没有"。

富豪既然不能损害中国经济，则所谓资本流动，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处理方式；无可非议！国内资产转移到海外的生活费，在管制下只剩下七八成，而且国内的生意也将被败坏；但富人们宁愿承受这种损失，仍然要移民！则公有制帝国卫道们与其谴责富人的移民倾向，缺乏公有制的爱国道德，不如反思一下，为什么时至2012年元旦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不能写进东方的宪法？更何况执行了。

假如私有制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那么富人们出于保护私有财产的移民倾向，就是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贡献！反之，如果是信仰公有制的，特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公有制才意味着生产力，那就继续谴责富人的私心吧！两千年公有制传统不是谴责了两千年吗？

正如台湾在经济上事实上独立，日本在经济上当然独立，甚至于香港经济相对自治于大陆，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远远超过大陆任何一个同辐员的省份，对公有制帝国的贡献。那么从经济学的逻辑上，又何必对富人自保的行为，斤斤计较？笔者仅此祝福要移民欧美的富人们，"异乡的华人境遇也不会顺利！愿诸君一路顺风，他日异国成功时，勿忘望乡！回首！"。

货币政策拉动增长不可能；大萧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大萧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有多深，大萧条就有多深；
假如凯恩斯主义的错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大萧条！
埋葬（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今天全世界的债务危机，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次危机，其中包括了已经在八十年代的里根革命，对凯恩斯主义作了第一次反思的美国。后者将凯恩斯主义改了一个名字，称之为"货币主义＋新制度学派"，并没有反思与凯恩斯主义相联系的庇古为代表的"福利主义"，忽悠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警告；重打锣鼓另开场，结果也多少卷进了今天世界经济危机。

所谓经济危机，就是产能结构严重失衡，一部分物资供应过剩后又过剩，（表现为PMI下跌的通货紧缩），另一部分物价上涨又上涨，（表现为通货膨胀）。因此经济体不得不通过萧条，放弃其中一部分无效的产能，（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者，将其妖魔化为"生产倒退"）。所谓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不愿调整产能结构后，希望从货币市场上融资，圈钱，IPO，而终不可得后的"不能圈钱的危机"。
当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周期越来越一致，最终总爆发时，就被称为大萧条，即（大萧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当今天东方帝国，日本社会主义天皇国（日本人自已评述，日本的成功，得益于二战战争体制在战后的延续，也即社会主义制度。（宫崎勇））； 欧洲各猪国，还有美国、印度和巴西等，几乎饱含了全世界的所有较大型的经济体，都陷入了公共债务和赤字的危机之中。可以说，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有多深，世界经济危机结合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有多深。整个所谓危机的过程，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再发酵。

假如凯恩斯主义是对的，那么当前这些"空前"的债务和赤字危机，大约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发展后的经济水平，会令上一代的债务成为小儿科。也正如冯仑等人所期望的，"高房价拉动经济增长"后，上一代的高房价，在下一代眼中就成了小儿科，——>语法上的逻辑是对的，假如"高房价"真的可以拉动实体经济真正增长的话！但假如，实际效果是相反的，高房价令经济倒退，将有什么后果？

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只需要再多钞票，就可以拉动经济，同时冲销了债务和赤字，——>站在政府自利的角度，真可谓一举两得！但问题是，如果凯恩斯主义滥印钞票的效果，是摧毁了整个货币经济，那么除非"没有货币的原始经济是有优越性的"，凯恩斯主义的整个逻辑就将导致全球经济崩溃的危机！一个用强调货币的经济意义，却立足于摧毁整个货币经济的"经济学"，大概是对逻辑思维的侮辱！

寻求说服凯恩斯主义的官方信仰者们，争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是愚弄人民的伪科学，但却是骗取国民利益的真才实学！"是徒劳的，只需要看最简单的逻辑结果：如果凯恩斯主义是错的，那么增发货币，非但不能拉动经济，反而会令货币失去交换等值的作用而崩溃，经济会从滞胀转向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发生。当经济崩溃时，债务当然不再是问题；但要避免经济崩溃，那么债务就会更加高涨。

因此逻辑结论就是，假如凯恩斯主义是错的，各国又不希望自已的经济崩溃，将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That is the Reality!

现实就是，印钞票不能解决拉动经济增长，印钞票也不能解决以往的债务危机；解铃尚需系铃人，（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导致的全球性大政府化，是导致全球走向奴役之路的根源。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小政府的里根主义，埋葬凯恩斯主义，还要埋葬北欧模式就代表的福利主义。谁先完成埋葬（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谁更实现市场经济的去特权化，谁就能首先中兴，甚至强势崛起！

为明朝翻案的重大“历史”意义

明朝历史中的现实政治；能够为明朝翻案，就一定可以为文革翻案；
如果目的是为文革翻案，辩证地粉明是最佳突破口；
御用文化圈惊人一致的明粉袁黑立场的现实警世钟！

明朝已经是一些"死"的事，除非用于道德目的的"评论，评价"，否则明朝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道德"就不是过去的，"复活明朝的道德"，就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问题。而偏偏明朝的所谓官方历史，无论是官史还是野史，几乎清一色的官场皇家的阴谋传闻。只要你没有意识到应拒绝这些被操纵在御用手中的所谓"细节一手资料"，逻辑上你就必须接受他们针对现实的任何道德信仰制度的结论！

黄仁宇是少数能够抛开那些"细节阴谋一手资料"，力图从社会生活平面上素描明朝历史的资深学者。但众所周知，就象笔者遭受到"细节派"的攻击一样，国内御用明史界，同样不拒绝黄仁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能够操纵他们说了算的所谓"权威资料"的，才是真正的历史。黄仁宇实际上只不过是按其阅读的资料，素描出他理解中的明朝社会。但黄式"离经叛道"，就足以构成对御用的革命！

明史仅仅是御用主流阴谋"一手资料"多的特点，同样存在于所有王朝，也是东西方历史的特点。区别仅仅是这种皇朝正统阴谋传说的多寡而已。如果为文革翻案是明史御用们的目的，吸引北京文化圈的御用们注意的，是因为明史中其他特质，具备魔鬼三招的全部要素。与清朝不同，明朝符合汉民族主义；也与宋朝不同，明朝既没有史笔下的"投降"，反而有拒不妥协抵抗到亡。民族主义是明史中的灵魂。

其次明史中的朱元璋政策，符合毛主席人民公社运动的一切特征；明皇室始自赤贫农民，符合毛帝王室的起历，明朝文官集团，符合现行党内民主的造势；也符合毛党文革时的组织形式；明朝文官集团文革式的党同伐异的阴谋，也符合文革的政治风俗；能够将崇祯皇帝捧成民族大英雄，则毛帝的过失也将不在话下。明朝是孔儒国教的颠峰，又可以借上儒教复古的毛孔招牌，明史真是"太美妙"了！

明粉不一定非要黑袁，黑袁仅仅是手段，在明确为明朝翻案后，明粉绝对可以"团结袁粉"！为什么要抹黑袁崇焕？为什么要将认可袁崇焕的人，统统视为被满清写手"洗脑"的，（这不是理性主义是什么？），除了强调明朝不是因为本身制度的腐败才灭亡的，而是因为汉奸的卖或执政的"失策，无能……"，明朝才亡的；舍此外，还有什么意义？但此逻辑用到今天社会，再辅以政治，不就是又一轮文革？

如果京城御用文化圈，目的是为了给文革毛翻案的话，那么再没有比从明朝下手更方便的了！能够为明朝翻案，必定可以为文革翻案！既可以避免与目前的政治主流否定文革者直接的冲突，又能够任意使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杀人的招牌排斥异议；还可以将"被清朝妖魔化的明朝"翻案，符合一些猪头逆反教科书的心理；明朝是道德治国的典型，而"道德治国"既是传统的信仰，也是今天卫道的追求！

笔者在此处并没有否定文革，也没有否定明朝，甚至没有否定任何为明朝和文革翻案的个人企图；笔者仅仅是素描出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可行性。正因为明朝的历史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则京城文人圈联合凤凰台的"权威一致认为……"的袁黑！令笔者听到警钟长鸣！笔者并不认为这些事是一个有组织的阴谋，可以认为有某种足够权威的主流的表态，才能奴才御用们立场如此统一！但是，他们为了什么？

很多人缺乏从明粉袁黑这些"青萍之末"中觉察政治风暴的敏感，他们大概认为古老的明朝只是口水仗。因为民间根本搞不明白，御用文人吵什么；显然更不清楚，御用圈炒明史有什么目的！文革就是从海瑞罢官"炒历史"而起的！炒历史将制造一种现代政治的道德标准的氛围，从而对所有涉及现代政治的事件，作同一道德标准的再评估。在皇朝政治，将意味着政治派别，可以舆论准备政治事变合法性。

片面强调国内史会以为古代中国“超前发展”

研究国内史的会认为中国古代超前发展；
研究世界史的会认为中国现实非常落后；
是否接受"农奴庄园"的现实结论成逻辑背反的前提；

当一些牛皮爱国主义的历史爱好者，找到中国古代各代如明朝，处处充满了人民公社和党内民主的"超前发展"而沾沾自喜。但当研究西方中古代史的学者，发现东方帝国今天运行着从13世纪农奴庄园，向罗马帝国——>罗马共和国的方向的变化；同时也是向文艺复兴的方向变化，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今天的天朝，恐怕还是中世纪早期，约相当于罗马帝国晚期的经济制度！（中世纪是一次倒退）。

中国两千多年皇朝的土地制度，与13世纪的英国农奴庄园，是大同小异的雷同，则天朝国教的枢密大主教如吴帮主等人，所称的"不学西方那一套"，就是颇为真诚的省略句。完整的句子应该是："天朝不学西方现代那一套"，至于西方中世纪农奴那一套，那是学得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原创多于抄袭，尽管从古埃及开始的农奴庄园都是大同小异，但毕竟还是有点天朝如假包换的特色的！

而当马克思毛主义和儒教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们，打左灯向右拐"引进先进技术/经验"，真诚希望向西方的成功取点经时，就总是觉得西方社会中，实际上是经济成长的最根本动力的个人主义私有制"太极端"，对于欧洲中世纪残留的通往奴役之路，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成分，对"占领华尔街"这类极少数人的极端言许，啧啧称羡！称为"民主的国民素质"！——>这才是他们能理解的。

既然东西方的中世纪文化大同小异，东方取经人看到西方现代残留的落后一面时情有独钟，黄金之中找垃圾的真诚，是不必怀疑的。他们既然被传统的文化驱使，对解放个人的个人主义抗拒，也就不可能明白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关键因素，也不可能明白西方技术进步的由来。而将西方似乎仍然不算完美的原因，归因于"剥削"，将进步归因于"技术"，而将解决方案集中在"道德，信仰"上。

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出来的计划经济信仰者所称，今天的科学技术发达了；当年靠手工记帐就能够营运一个几万人的庄园，现在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软硬件，运作一个十亿人的农奴庄园，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失败经验，只要不惜农奴一切生命财产代价，找到完美公平的农奴社会的管理方法，还是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的，——>但仍然是农奴庄园!

如果不能接受东方帝国的现实，就是一个用前所未用的先进技术，运营起来的落后的农奴庄园，则所有的振兴办法或者革命道路，都将是南辕北辙。指望用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只不过令农奴庄园的落后体制更加不在乎；希望农奴庄园富起来后解放农奴，（所谓发展起来，GDP多起来，出口导向拉动起来……），却只能面对令农奴庄园社会贫困的，恰恰就是农奴庄园体制本身！

所谓"解放农奴""土地私有化"就有粮食危机，就完全没有面对，正是农奴庄园的本身，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源，世界上所有粮食危机，最严重的饥荒，都是在大大小小的农奴庄园的形成的。这些粮食安全分子们，也从不承认，任何饥荒都没有危及庄头以上的贵族和狗腿子的生命，枕席而死的只是农奴，被迫计划生育的，也是农奴和同样没有人身权利的工奴！他们却能口口声声说"向农民倾斜"！

所谓反独裁，只不过是让农奴庄园的中上层贵族，可以放手饕餮民脂民膏；所谓反腐败，只不过是让中上层贵族瘦身，让领主可以称居到伦敦纽约北京，在革命奢侈消费上花更多的钱！（英国贵族都住在伦敦，农庄由行政人员管理）。（想想今天的外汇作啥用的？）。所谓农奴素质低，——>你把人家世代封闭在畜牲栏里，又没有能力教育，教育了没有机会实践，把你自已关进去，看看你的素质有多高？

商业资本加速市场优化，私有化改革会暴露中国劳动力不足

农村市场化定价，将带来淡水和种子等价格的调整，优化资源；
商业资本流入会令优农业市场化优化速度加快；
土地私有化改革会吸引农民返回农村，再渐渐释出农村劳动力；
凯恩斯主义构成了新的圈地运动，迅速释出劳动力，并伤害农业能力；

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将计划经济性质的"农业管理部门"，这一最大的也是效益最差的国企，关闭掉了。但其中一些有经营价值意义的单位，如粮食储备单位，则可作为战略安全部门，或独立经营的企业投入营运，而无论其资本持有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判生死。（实际上粮食储备也是可以商业化私有化运行的）。

市场化定价后，今天大量免费的，实际上浪费的宝贵资源，（意味着特权优先），无疑将会相应提价，从而构成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一系列优化。类似的被人为的计划经济抬高的资源价格也将表现出它们的本来面目，象种子行业，将出现价格下跌。从而通过市场确立可承受资源缺乏的产品的保留，（意味着保护了资源），同时也减少了对价格的补贴，（降低了通货膨胀），保证了市场供给的保质保量的稳定。

如北方的灌溉用水，从而令节水成为一项有经营效益的项目。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缺水据说造成多少千亿的GDP的损失，但那是在凯恩斯主义扩大产能，和有限的水资源被滥用，两个因素结合而成的。除非实行农村市场经济化改革，否则无论中央如何三令五申，漫灌式的水资源浪费，都只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水资源紧缺（自然凛赋）将导致水价上升，令最能支付水价的高效益农业得以保存发展。

一些农场（无论大小）会变得更富有，另一些就会变得经营艰难，此即所谓贫富差距，也意味着将发生资源优化的整合，效益好的会择机兼并小的，效益小的就卖出土地，变成自由的劳动力，转为非农业就业，或作为农业雇工再就业。在农村缺乏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城市资本和信贷的流入，可以加快资源优化的过程。但凯恩斯主义尽管多印了许多钞票，却会延迟甚至中止市场经济的优化过程。

凯恩斯主义令土地和产权的效益导向的整向，变成了优势信贷，依靠资金优势的屯积炒作，——>凯恩斯主义是根本拉动不了经济增长的！这是造成凯恩斯主义滞胀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将导致大量本来紧缺的资源，由于不正常的货币供应，而被屯积起来退出经济流通，从而加紧的紧缺，（即意味着价格急速上涨）。这就是今天凯恩斯主义构筑高房价的其中一个作用方式。

估计泰国他信和茅于轼的小额高利信贷，实际上都是向孟加拉的尤努斯学习的。但在农村土地不是私有化，又有大量计划经济的层层审批，还有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货币泛滥的情况下，他信茅于轼尤努斯们的小额贷款，既不能保障本金的安全，利息又与凯恩斯主义的低利率相比，显得过分高利贷；同时农民没有可供土地自由买卖兼并的机会，钱就成了弥补农产品差价的短期头寸！而变得高风险且没有意义。

农业市场化最终会因为农业效益的优化，而达到用最少的农民养活最多的非农业人口的效果。城市化就此自然实现，而且这个过程是缓慢地实现的。并且由于农业的发展，在短期内不但不会释放劳动力，反而会吸引目前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劳动力回流，令到计划生育的恶果立刻表现在城市对低薪劳动力的需求上，劳动力价格将会直线上升！因此短期内，农村将吸走农民工，而不会农民冲垮城市的就业。

相反凯恩斯主义支持下的廉价资本进入农村，将令到屯积如农业用地的资金，不必考虑负利率的亏损（低利率政策的结果），这样将大大加剧农民失业，并伤害农业生产能力；实际上是用货币政策，将农民从更高效益的农业中赶走，赶进效益并不高地出口加工业中。类似的情况已经表现在地产商挟资金优势待购土地，以及大量占用耕地而不用能的开发区的出现上，——>显然此非市场化，更损害农业！

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国企的关系

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必要性，等义于国企是否不必要；
袁隆平先生反对转基因的国企，农奴庄园与垄断的利益；
土地私有化改革，将令农民收入大增，令农产品价格大跌，财政无须补贴；

如果理解社会主义的农村制度（包括无自治权的城市），实际上是引进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信息和企业管理后，综合经营的一个硕大无朋的，类似英国中世纪式的农奴大庄园，则能够解否农村的所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为"能否解放农村（农奴）"即能否将土地还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其意义等效于"空前绝后的现代化的农奴大庄园"这一个每年要补贴其亏损的低效的大国企，是否必要？

袁隆平先生是从其种子杂交中赚到了合法的钱，但不可否认的是向农奴大庄园国营管理公司，出售他的种子技术的过程中赚的钱，（包括隆平高科）。袁先生对公有制的贡献（除了袁先生的私有财产，不存在对私有制的贡献）和个人品德，不是笔者关注的内容。笔者仅仅关注，袁先生的种子业务是通过专营的特权垄断意义的，供应国营农奴庄园的种业发的财！恐怕这就是袁先生攻击转基因的利益目的。

如果中国的农业是不能离开国营农奴庄园这个大国企，那么中国的经济制度，也必定离不开国企对国民的奴役，也即中国必定离不开公有制，离不开社会主义！今天口口声声"向弱者倾斜""（低竞争力的）的国产（主要是国营，分包农民种植的）大豆淘汰了""私营的美国孟山都（又是资本论了！）侵略中国农业""转基因改变了人类基因"之类的乌有之乡学徒，所要的不就是对他们特权的永恒补贴吗？

笔者完全能够理解乌有之乡类的毛左，当他们世袭庇荫于国有企业的特权下，可以不顾农民被奴役，也不管国民毛灾饥荒的死活，拼命地反对农业私有化，拼命地用民族主义魔鬼三招的意识形态口号，反对转基因技术这种仅仅是商业产品的市场选择。因此笔者特别痛恨那些，自称不是毛左，却反对消费者选择转基因的权力，与乌有之乡的毛左们蛇鼠一窝的所谓"民族主义爱国鬼子"和基督教分子！！

无论是世界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还是中国本身以农业为主的改革开放，还是苏联公开的农业记录，都表明：解放农奴，解放农村，解放农业，将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改革，非但不会令农业减产，反而会由于农业大增产，令农产品价格大幅降低时！因为农产品大量供应，效益低的自耕农和农场就会卖出土地，带着资金和劳动力（大多就地）变成了城市人口，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农业人口的城市化！

一些毛左声称"解放农奴，让农民会涌进城市，让城市不稳定"，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今天的农民工和高等城乡移民冲击城市圈，即所谓反对户籍制度，是因为农村处于农奴庄园的状态，而不是因为农民得到了解放。同样与英国圈地动运类似的是，今天中国城市高度的失业率和农民工的低薪，也是因为城市的工商业处于国企（英国当时的行会特许权垄断）下，缺乏商业经营的自由空间所致。

由于目前中国的农业是依靠财政补贴，向国营农奴庄园的国营管理系统注资，才弥补了农民被奴役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下降，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大量的农产品仅仅是烂在地里，直接做了肥料，——>这是公有制的农奴庄园，因为缺乏个体产权和市场自由经济的社会特征！因此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一旦土地归于农民，管理土地的国营系统就不需要了，国营农奴庄园的国企贵族们，就全部要下岗了！

"废除农奴庄园"等义于"废除国营农奴管理部门"，显然与"废除农林产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各种各样的"国企关乎国计民生""私有制老板掌握生产资料，资本家成为独裁者"之类的传统社会如马克思主义的仇富论调，大同小异。实际上，当农民拥了自已土地的完整产权，只不是只有一块自已可以（也必须）在上面耕种的土地时，农民，不就成了资本家了吗？这就是马恩毛左们，所恐惧的！

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周斌)

你们每多捐赠一辆校车，都可能是给公仆们的屁股底下添了一辆奥迪。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只要把横征暴敛的钱还给我们，我们会做的更好。

请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写时评非我所长，然而，因为19条幼小的生命加上两个成年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你必须得做点什么，好过什么都不做。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支持我的两位同仁及朋友邓飞和陈朝华发起的捐赠安全校车活动，我敬重他们的良好愿望以及高贵的品格，但是却遗憾，他们可能正在离美好的愿望越来越远。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是20多人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来是三轮车）上，去上学，那时候我没有抱怨，因为并不知道，原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儿童，午餐可能是政府免费供给的。这些我要很多年后才知道。

当我知道这些时，那些拖拉机，三轮车已经几近消失，中共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年增幅在GDP增长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过了10万亿，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最财大气粗的政府了。

但是，仍然有64个孩子，挤在一辆核定承载9人的面包车里，最后撞上了货车，21条生命溘然而逝。

从汶川到玉树、从免费午餐到免费校车。我突然开始厌倦了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所谓的慈善不会让我们的世界有任何变化，所以，我很心痛地批评我曾经的战友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脸上的脂粉。你们每多捐赠一辆校车，都可能是给公仆们的屁股底下添了一辆奥迪。

我知道这样说不公平，但是请听我说完。

要知道，你向政府要求的越多，它越有足够的理由，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掏走你仅剩的养家糊口的口粮。1949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的，把你们的财产都交给我吧，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二十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

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不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吗？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纠正六十二年前集体犯下的那个错误（或者说，去还当时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可现在又走回头路了。政府都有钱成这样了，公款消费一年随便几千亿了，政府官员的标准座驾都是奥迪A6了，县政府的办公楼豪华程度都赛过白宫了，却还是让64个孩子挤在一辆车里上学，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还指望政府做这个做那个？你以为160亿免费午餐是他们出的钱？你以为他们是从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这160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征收1600亿，包括向湖里抗税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机头税"，然后把其中一个零头扔给那些挨饿的孩子。

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在一个没有公共财政的国度里，国家施舍给百姓的一点点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为代价的，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免费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费医疗如是……

因为你们要求：政府要办这事办那事，显得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它，所以，它就自动代表了我们。

那个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作为大使，代表国家，我要坐头等舱。按照这样的操蛋逻辑，他们应该代表国家、嫖价格最高的娼妓、喝价格最高的茅台、包价格最高的二奶……要不多丢国家的脸面啊。

为何这些人会说出这种反常识的话？主要的责任在于民众，因为你们太纵容他们了，因为你们太依赖他们了，你们认为，政府如此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比如免费午餐，比如免费校车。

你越是要求多，他越有理由让你为了他的面子牺牲、所以，他们宁愿花上万亿来搞四大会（奥运、世博、亚运、大运），因为他对你如此重要，离开他你寸步难行，所以他的胡作非为你都得忍受。

这不是自找的吗？

你一边骂着它无耻浪费，一边却紧紧抱着他的大腿，让他从指缝间漏点面包渣给你，然后山呼万岁？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想要获得免费的午餐时，你必然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
你所该做的，是告诉他，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免费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费校车、不需要你的所谓免费医疗。没有你，我们自己会做的更好，会活得更好，前提是，请你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横征暴敛的钱还回来，哪怕是一部分。

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资本自由兼并农村怎么办？

应该解放农村与能否解放农村，是否同一个问题？
茅于轼和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学说和错误；
"资本自由兼并农村怎么办"的BUG源和真实的含义；

应不应该解放农奴和能不能放弃农奴庄园，在实体经济学看来是同一个命题；但在现代所有东方传统思维的人士看来，是两个可能相关的，但不完全一样的哲学问题。当一些人口口声声说"向农民倾斜"时，他们同时很可能也在嚷嚷着"要向农业倾斜""粮食有危机""十八亿亩红线不能改""反对转基因""粮食安全压倒一切"……，简言之，就是东方的农奴必须国了民族利益继续做农奴！

茅于轼先生能够认识到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必要的，（尽管动机是为了房产商），也说出"不能让农民付出代价""没有粮食危机"，但是没有看到茅先生有什么认为应该土地实行私有化和应该解放农奴的观点；茅先生实际上是说，让私有权益同样被侵害的市民，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茅先生的公平论，实际上是承接了（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是政府调控下的利益再分配。

如果茅于轼先生目前的经济学观点系统化起来，消除其中的逻辑漏洞的话，将会发现茅于轼先生的真实观点，是"维持农奴庄园，让市民付出代价，由政府再平均分配"，——> 这就是天朝两千年的农村政策和社会公平方式，即所谓"向弱者倾斜"！笔者的知识显示，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是装点门面的凯恩斯主义，拌上五体投地的阿马蒂亚.森（印度马克思主义良心派学者）的经济哲学后搅拌而成。

连明确意识到市场经济下不存在粮食危机（其实是阿马蒂亚.森的诺奖论点）的茅于轼先生，也不敢明确放弃农奴庄园的全国体制；那么因为茅于轼先生揭露了毛灾大饥荒，（茅老和袁腾飞是错误地把毛灾的责任，归咎于毛的个人品德），以粮食危机论和"天则研究所接受了福特学术基金捐助"，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茅老作人身攻击的诸类左派们，虽然个个标榜"向弱者倾斜"，又有谁同意将土地交给农民？

依据科学的社会进化论中的边际效用（即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的权力不可侵犯）的实际经济学的逻辑结论，私有的效率本身就意味公平（注意与常见的"生产效率与公平的冲突论"的区别，这是茅于轼先生经常混乱的逻辑主题），因此如果从人权意义上，应该解放农奴的话，则放弃农奴庄园的生产体制，也必定是效益最高的，社会安全系数最高的。同理，如果人权是对的，计划生育就一定是错的。

如果忽略个人主义的"个体心证是社会价值的唯一判定标准"，（否则所有疑问不成命题，因为农民不会甘愿当农奴），那么对解放农奴的土地私有制改革，较常见的疑问就是"如果资本兼并土地怎么办？（这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正确的前提下，才成立的命题）"；"怎么保证不会有粮食危机，不会有再现毛灾式的大饥荒？"，"十几亿农民如果被离开土地，怎么安排十几亿农民的就业和生活"，等等！

这些在实体经济学中根本不成立命题，是农业政治传统文化的BUG，和马克思主义的大脑急转弯！象所谓放任资本兼并土地的问题，神通广大的资本，根本上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妖魔化！否则就是不存在的，或者就是政府的特权它自已！历史上的所有土地兼并造成的危机，都是官僚贵族特权的兼并，实际含义是"如果私有财产购买土地，如果土地所有者出卖土地怎么办?"——>那您说该怎么办？

至于所谓的粮食危机或者大饥荒，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在公有制农奴庄园之类的统治下发生的，所有市场经济中，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该命题可以参考阿马蒂亚森的一系列著作（不列），既是阿翁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也是茅于轼先生所谓"攻击毛主席"的文章的观点的理论来源。阿翁与汉娜.阿伦特一样，这些被乌有之乡类毛左视为极右的学者，其实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学者。

社会主义最大的国企是农业系统

社会主义最大的国企是农业系统；
所谓"向农村倾斜"是向农林国营系统倾斜，跟农民没相干；
为什么农村贵族要"梦回文革天堂"？
土地私有化改革，将彻底打掉农村贵族"重返文革天堂"的黄梁梦；

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核，可以视为中世纪的农奴庄园。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谓城市化必然是以饥荒/侵略/内战，或者役用（农->工-出口导向—>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命中注定是"人口太多，农民太多"，而无论自然资源条件有多好，也无论国家是大的还是小的。只有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恰好可以出口些自然资源，比如瑞典的铁矿/俄国的石油天然气，才可以保持城市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最大的国企，并不是城市中种种的工业系统，而是保证国内吃饭的农业系统。这个国企之重要，触角深入到管理农奴每块田种这种那何时收割用何种种子……，下层成了农村贵族的同时，上层成了政府中不敢触动的命根子。而这个巨型国企效益之差，也是其他行业难以媲美的。这一点在《朱总理语录》关于粮食采购价，和奇袭视察粮站中，有精彩的实录内容。

所谓向农村倾斜，向农业倾斜，实际上并不是增加农业的效益或者产出的能力，而是补贴这个巨型国企的的亏损！按最新政策公布，年均需要一万亿！恐怕没有一个子儿落到农民的口袋里！而假如实现土改私有化，则完全不需要这个国企，农民的收入平均平价可以翻一番以上！同时城市居民消费的农产品价格，也会大大下跌！唯一付出代价的，就是农业政治食利的农村贵族，通通要变成普通公民！！

这就是农村贵族成为极左大本营的根本原因！他们成为极左/毛左，口口声声要"重回文革天堂"，其动机与通钢国企工人不愿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下岗，是一模一样的政治食利！很不巧的是，这些农村贵族也恰恰是所有"向农民倾斜政策"的受益者，包括农村的教育资源的受益者。所谓让农民子弟上大学，跑到城市就读的，就是这些农村的贵族子弟。农村是惰性的，这些农村贵族咆哮回文革，可不是惰性的！

今天很多城乡移民，其家庭出身极少是真正的农民。道理很简单，农民真的很穷，要供应子弟读书上到大学，凤毛麟角！可以忽略不计！凡是从广义的农村出身的东方帝国的大学生，如果不是中小城市中的城镇户口，就是农村贵族出身的子弟。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平均而言，并不比城市中产阶级更高，（但豪富者，也正是这些农村贵族中的佼佼者），但他们确实较之同乡的农奴，富得不可比拟。

而偏偏是这些人，所谓"贫富差距""向弱者倾斜""反对户籍制度"，口号叫得最响亮！那是要消除他们中的较穷的，与私有市民中较富者之的差距。至于城市政治贵族比他们富得多，他们并不关心！至于他们比农奴乡亲富得多，他们也矢口否认！他们声称自已是代表了农村的，代表了农民的，他们这些"农村人"，垄断了所有关于农村的任何标准答案！总之我们必须向这些农村贵族"倾斜"！

同样非常不巧地，今天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媒体的媒记，几乎清一色是这样的城乡移民，而极少有本地城市居民的就业者，——>这也是压制本地自治倾斜的政治手段之一！这样一来，就令到今天所谓"民主自由言论"的舆论界，成为传统农奴文化定制的主流舆论，成为（毛左＋怪胎民主派）的公有制理想的主流大合唱！怪胎民主派与毛左特权工人，为什么价值观和反政府的立场如此接近，还令人奇怪吗？

农村土地私有化，将土地分给农民，将彻底打断这些文革卫道士的脊梁骨！而任何发动农民闹民主，都只不过增强了这些农村贵族领导下的勤王军！可以想象，如果有人扯起唱红打黑的文革勤王大旗，追随皇权的农奴也会在这些狂热的农村贵族的带领下，就象跟随着查理一世卫道农奴天堂一样，成为镇压任何私有制民众诉求的勤王军！但是，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土改，是私有化民主的前提吗？答案是:不！!

中世纪农奴庄园为何必须出口导向？

农奴庄园为何必须出口导向？
简单的农产品出口模式与复杂的（农——>工）出口模式；
不能解放农奴的政策患得患失处；解放农奴的逐利的诱惑；

交换创造价值的经济学规律，决定了农奴庄园的存在意义，必定是以生产为导向的，又必定以内部压榨为手段，低估自已的资源，半卖半送地"强卖"给任何买家，积蓄买家使用的彼岸货币或产品。这种经济规律决定的人类行为，并不是某一国的特色，而是从古埃及到东方傻逼大竞赛时代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农庄庄园/庄园帝国的基本属性。而不会因为东方帝国的贵族们，是特殊材料做的人而有所改变。

小型的、简单的农奴庄园业务，是压榨农民的劳动换取农产品的出口；（国内市场对于农奴庄园来说是出口）；复杂的农奴庄园业务就是一个大大小小社会；压榨农奴的农产品供应庄内城镇的手工业工奴，由工奴生产手工业产品再出口，换取高得多的出口利润。这种两维的出口模式，可见于明亡前的后金，沈阳一条街的兵铺装备了后金军精良的武器；也可见于同期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的工业化。

由于手工业相对是个技术活，不象农奴庄园，可以用皮鞭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手工业如果成为国家出口的需要，一般都会获得半自治权甚至完全自治权。相反当农民工加工业或者采矿工这类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业"可以获得利润时，皮鞭就表现出先进的生产力！东方的包身工和南美的米塔奴役制，或者雅典劳里昂银矿的奴隶矿工，就变得有利可图。张五常先生对这种奴隶被就业的恩典，显得情有独钟！

因此农奴庄园的农产出，并不一定直接供应国际市场，而可能用于供应内部"地位高一点"的工奴的食品所需。此时领主会更关注工奴的生存状态和工作条件，而宁愿牺牲农奴的生命。即使在毛害年间，几千万新生工奴辈所遭受的饥荒生命损失，也是最小的社群之一。有趣的是，明明是领主控制了农奴庄园运作，利润体现为领主手中的黄金白银，但所谓剥削的道德责任，却落在所谓资本家"逐利"的身上！

对农奴的解放，意味着放弃出口导向的模式。否则缺乏了农奴阶层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如农民工）和相对廉价的农产品，遭受爱国主义剥削的工奴将无法生存！直接的表现是自治/半自治的出口承包单位出现本币结算的原料成本上涨，工资上涨和劳动力紧缺，今天称为民工荒。这种压力导致领主领导层，对于放弃出口导向的模式患得患失，而不敢放手解放农奴。尽管这些贵族可能很同情农奴的悲惨命运！

无论农奴庄园的产权是属于某个贵族领主的，还是属于国家的（即属于国王的，或者"更民主的"教会党组织），庄园的日常经营管理，仍然是在（神父/牧师/总管/主管/司库/庄头）的行政人员的管理下，都是支薪的，在财务上向上级领导报告。这几级人员相当于东方帝国乡镇的（公社书记/文书/社长/税务局/大队长/生产队长）。无论是否承认公有制是产权所有人缺失，但显而易见的是，基层运作雷同。

庄园的管理不象耕田锄草一样，可以用皮鞭教育上班的精英。而文化教育又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这样公有制的庄园管理就必定构成了事实上的世袭的农村基层的有特权的贵族，（相对于农奴而言）。所谓普及农民教育，一来不可能（因为社会成本问题），二来不必要（奉命耕田无需高学历）。最重要的是，如果农奴教育可以让农奴轮流当干部，（有必要吗？公平？），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已管自已呢？

公有制的庄园管理的悖论，就在于它建立在"农民太蠢，不能自已管好自已"，所谓"将土地交给农民，农民就会挨饿"之类。因此公有制必然构成世袭的贵族和需要贵族"向弱者倾斜"的贱奴；否则就将面临，为什么不把过大的庄园土地，分给农民，向农民收税，从而避免了庞大的庄园管理人员的行政成本的开销，也避免了庄园领导不能兼顾每一块田的耕作优劣呢？最终就是，解放农奴更有利可图！

中世纪农奴时代的庄园，货币，黄金，出口导向和平价购买力

中世纪农奴时代的庄园，货币，黄金和出口导向；
平价购买力原理成立的前提是自由兑换，自由流通无阻力；

如果将东方帝国理解为一个巨大的近似英国式的农奴庄园，那么其业务模式就是对外贸易屯积以美元计价的称为"外汇"的领主财富。在中世纪就是领主出场农产品和农奴/工奴劳动，甚至直接出租农奴生命所得的黄金。（德国封建主习惯出租雇佣军，如镇压美国革命的黑森雇佣军）。在英国/德国/法国国王来说，就是低估国内流通货币的对黄金的汇率，用国内货币的通货膨胀，屯积国王国库所用的黄金。

而在国内就发行黄金代用券。如果允许国内流通黄金，就会摊薄国王手中的黄金。在中世纪国王财政支付黄金的能力，被看作是国家的实力，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不过当时的国王还比较缺乏社会主义经验，没有完全垄断黄金的买卖。因此当黄金可以自由流通时，如果黄金代用券的汇率太低，臣民就会扔了国王的票子，持有黄金。这样低估汇率就没有意义了。由此产生了外汇管制（黄金垄断）。

外汇管制有三种办法，第一是在市场流通中禁止使用其他国家的金银币，（也不可能直接用黄金白银标价日常流通），第二是在边境海关对黄金进出直接打税；第三种就是通过银行特证权，控制银行对黄金的交收，实行黄金专卖。宋鸿兵等人声称"金本位控制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货币史和经济常识的无知。黄金控制国内法定货币的通货膨胀，避免低估汇率，必须在完全无管制的前提下。

欧洲各国屯积黄金的国王业务，增加了跨境黄金兑付的成本，就催生了罗斯柴尔德的另一种主营业务，就是在欧洲各国间跨国提供货币对换和黄金交付的业务。这种业务今天在罗湖街头星罗棋布，称"省港通兑换店"。假定在完全没有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物价 vs 汇率)就会通过黄金这一共同标尺，通过黄金外汇的赤字盈亏，调整各国的汇率达到市场平衡状态。这一规律称为平价购买力原理。

而假如在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就相当于国王对国内经济体加了一道税，而体现在国内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上，实际上意味着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在金本位时代，出口导向还可以受制于黄金的存量，而导致其他国家，假如经济实力不够，就会不得不也增加国内的税收换取对外出口购买黄金，而出现彼此争相贬值本币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重商主义"。

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具有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当德国面对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时，英国既可以使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廉价黄金支付，美国也可以放弃黄金，采用美元作纯粹的代币券。这样屯积黄金的傻逼如德国，就等于屯积了一堆垃圾。而在美元本位下，美元可以无限发行，则东方傻逼们无论如何出口导向，只不过是让美国的印钞机转得飞快，送给傻逼永无止境的废纸。

所以所谓的"金本位"只在美国才有选不选的权力。实在想象不出，美国人免费吃得肥猪似的，会为了减肥，忽然扔了美元，改用金本位。这是宋鸿兵们没有想明白的的浅显道理。农奴庄园对外屯积"硬通货"，就是将人家的货币作为自已的财富，拱手出让了自已的货币主权。而在内部依靠外汇管制，实行国王担保的内部流通的外币兑换券，今天称为人民币，收购公粮时有时也打白条。

内部代币券也广泛出现在英国、德国、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农奴庄园。在1870-1910年的墨西哥经济奇迹年代，波菲利奥. 迪亚斯独裁下的墨西哥农奴庄园（役使土著印第安人）里，不是流通官方的比索，而是流通庄园代币券，通过对比索的汇率控制，让庄园主实际上将庄园工永久性地变成债务奴隶。而任何官方代币券，如果没有（法定货币的流通垄断＋外汇管制），是无法成为流通的货币的。

中世纪农奴庄园的游戏规则

中世纪农奴庄园的游戏规则；
国家是国王的私有财产，庄园是领主的私有财产，农奴是领主的私有财产；
"不要问国家对你做了什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的法理来源；

从人类历史中找一个最接近于东方农业运作模式，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庄园。反对户籍制度的人，声称"户籍制度"下没有迁移自由；他们错了，在中世纪的农奴庄园里，只要服从领主对农庄社会内的管理，那么在农庄内是迁移自由的，直到领主反对。相反要进入自治行会/自治市的城市户口，就步步艰难。民主革命后也是城市打工易，要得到选举权难于上青天。（1860年要求年入500镑）。

领主也会尽力避免农庄内的贫富差距。自然领主和他指导的代理人，总管/主管/司库等是为农奴服务的人，他们的财产是庄园内的公共财产。领主在庄园内也是法治的，设有庄院法庭。所有判罚都按中世纪英国普通法执行。法官一般由庄园领薪的行政人员兼任，与天朝的法庭要讲政治，道理一模一样。庄园法庭还有农奴推选的陪审团。如果陪审团和法官，让领主认为是腐败的，还会严惩司法腐败。

庄园所有农奴生活方式的任何变更，比如说送儿子学神学，或者多垦荒地，……，都要向领主申请，交纳种种许可证。庄院法庭构成了领主一大笔"国库"收入。庄园农奴是不缺信仰的，每周都要做弥撒，所有收入都要将十分之一变换成税后上缴庄园内的教堂。如果刨去生存所需，十一税相当于农民家庭积余的50%以上。公社书记（神父）一般是领主的直系亲属，或行政人员兼任，但与领主平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庄园，再去理解东方帝国的改革出路，就容易不过了。不过世界各国都有特色，比如东方是中文的，英国是英文的，东方的儒教可能有着基督教所不具备的神奇功效。如果另有无私信仰人士们，认为两者并不等效，东方社会实乃开天辟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行政人员是特殊材料做的，不能因为机理类同而视为巨型农奴庄园。则实体经济学的所有逻辑到此为止，无需再争辩；信你的仰就是了。

所谓领主，在英国并不止"公侯伯子男"五级，骑士以上还有一个vavacount；骑士一般没有独立地产。国王有自已独立的王家地产，国王自已是自已地产（庄园）的领主。教会也有自已的地产，教会自已是教会地产的领主。按约翰王跟英诺森三世闹别扭的1209-1213年代收教会地税的数量估计，教会地产是国王自有地产的两倍！这是在英国！而在法国，教会的比例还要高出一倍以上，在德国更高！

男爵以上领主有两百来个；这些领主就构成了英国上议院的世袭议员，是贵族党内民主。各自的领地庄园，对他们来说是私有财产，但必须对国王尽封建义务。而在庄园内部，领主的财产就是公有财产，农奴的人身和财产，法律上完全归领主所有。农奴结婚必须得到领主的同意，还要为领主的批准，交一笔数量不等的恩准费。不过传说中的初夜权，一般认为是文学作品，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

农奴尽管结了婚，但并没有生育的自主权。人头税和高额均贫富的各种税收，可以保证婴儿的死亡率达到75%以上。过多的男丁没有土地可分的话，领主可以将给卖进国王的军队，或者弗吉尼亚垦荒团之类，得到一笔收入。农奴就算被恩准与自由人结婚，仍然没有生育自主权，所生的子女如果不是农奴，（双亲中自由人一方）就必须向领主购买子女"属于领主那一半"的血液，子女才是自由人。

用"不要问领主对你做了什么，问你为领主贡献了什么"来描述中世纪英国农奴的传统地位，是非常恰当的。但是自由的农民仍然会寻求成为农奴，——> 注意，是自由的农民，而不是自由的行会师傅！因为自由的农民没有领主的保护，实际税负还要重得多！国王是领主们的领主，那么"不要问国家对你做了什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它的法理出处，还需要更多的解释吗？

东方儒教社会同时排挤商业化和民间工商业自治团体

资本主义萌芽取决于自治社区的形成和成长的条件；
资本主义萌芽与商业化无直接关系；
东方儒教社会同时排挤商业化和民间工商业自治团体；

亚平宁半岛和伊斯兰的卢比西亚，先进的罗马时代留下的文化体纱，结合上落后的中西欧的军事强权，构筑了教会领导下的领主封建制。天然的运输条件没有被任何一个超级极权所控制，（教会 Vs 国王 Vs 贵族）的三方博弈中，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利益动机，释放出以自治市为代表的市民自治体系，并且这些并非依赖于农民的小型自治体系，可以通过商业交流独立地生存，壮大；这是东方没有的条件。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教会帝国铲除（或遏制）难以控制的私有制萌芽的力量，仍然有力的控制了意大利地区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中世纪城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民主政体，仍然出现在帝国权威不易抵达的尼德兰和隔海自卫的英格兰。君主立宪的英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守护神，最终在远隔大洋的美国，在击败了英国干涉后，才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那么在缺乏自然与文化凛赋的东方帝国，一个戚继光就有本事让华汉自治性的渔民社区完全灭绝，私有制/民主的萌芽之艰难，就不难理解了。东方传统社会可能也产生过一些私有制自治社区或近似的团体，如清朝的晋商，徽商等行会联盟，但是这些团体/社区成长为可以自卫的自治社区，所需要的历史时间，远远超过一个皇朝崩溃的正常周期；同时广阔大陆在军事征服过程，又足以扫除上一代的私有制积累。

反之就算在东方帝国周边，确实存在一些私有制社区，比如郑成功治下的台湾，与西方的贸易非常活跃。但是东方帝国也会卧榻之侧凯容商人赚钱，必欲征服之而后快！其动机与在治下铲除任何渐渐成长的工商业团体，避免其成为威胁皇帝或文官豪门政治特权的独立力量，内与外的政策动机，完全一致。实在征服不来的，就视之为皇化以外的蛮夷，宁愿闭关锁国。打了败仗，就说是人家的侵略。

因此东方大帝国成型后，本身就有着排除任何私有制和自治社区的政治本能。只有在完全确保"莫非皇民"，有能力"防民之富甚于防川"的那个笼子里，才称为中央帝国。这样的笼子，当然会因为其经济脆弱而节节崩溃，却以的确以崩溃为代价，换取了斩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伟大胜利。明朝不就是为此目标，成功地献出了全华汉大部分宝贵的性命？还能说明朝失败吗？

是自治社区权成了（民主＝私有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又只有足够水平的商业交换条件，才能让这些自治社区不但自食其力，还能发挥出交换创造价值的优势，在实力的积累上优越于蒙古、后金式的兵民合一的屯田部落。因此商业发达程度高，并不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充分条件。这就是威尼斯的商业水平一度是欧洲最高水平的，但最终实现资本主义革命的，却是贫穷的尼德兰和英格兰。

甚至在尼德兰，最终建立第一个近似资本主义的政体的，也不是富庶的佛兰芒（比利时，时属勃艮底王朝，欧洲商业和纺织业中心），而是贫穷的莱茵河三角洲上的岛上。仅仅因为这个梁山泊一样的鬼地方，查理帝国（西班牙＋神圣罗马）的帝国军队，不容易将这些跳蚤刁民一举荡平。因此（民主＝私有制）的成长，与富裕和商业化程度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自治社区的生存成长，与商业程度有关。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社会拥有较欧洲还要发达得多的商业体系，印度在中世纪的驼队能够运送一万吨的货物，但是资本主义楞是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关键就在于，（民主＝私有制＝资本主义＝自治）的出现，在于自治社区形成的条件，成长的环境，和自卫的能力。这几个条件而言，欧洲确实有特殊的凛赋。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产生于自治的，欧洲也就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帝国。

东方传统帝国缺乏私有制和自治社区与物流条件有关

欧洲出现大量自治社区是偶然，东方没有出现自治社区是常规；
东方传统帝国缺乏私有制和自治社区与物流条件有关；
四轮车，尖底船，路桥系统和大运河的民主线索；

因为孔儒国教控制了中国社会，所以中国没有产生民主的萌芽"居民自治社区"；又因为中国是小农社会，所以孔儒生根发芽；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循环，（孔儒国教控制<->传统适合孔儒）。类似的自洽循环还有很多。把"孔儒"单独提出来，分别代入"马克思主义""天朝党""独裁者""道德治国""资本主义"……，均无不可。但根据哥德尔完备性定理，我们知道这样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的中世纪类种姓的历史，经历了两千年，足够试探出任何可能；但历史事实是，尽管内部的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但表外的时间如凝结的冰川一样，几乎静止不动。自治性的民主社区广泛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同样在承继了古希腊文化的伊斯兰地区，（古希腊文化实际上是经伊斯兰，重新传入欧洲），说明欧洲传统里，有某种特殊的异凛。笔者的理解是基督教改变了社会的博弈模式。

尽管民主社区的出现是一种偶然性的成功，但在如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一定有其他的因素，令到中国也不能因为贵族与皇朝的利益博弈，而出现自治社区。实际上，同样的原因也可以用到私有制上。私有财产同样是因为贵族与皇朝的博弈，而在欧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而这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既没有出现在包括民国在内的中国社会，在毛朝更是大笔定为"资本主义尾巴"。

笔者的注意力放在没有四轮车，尖底船和中国古代破旧的全国陆上路桥系统上。尽管秦朝有过驰道的传说，规模明显文学性夸张而且早早崩坏。平心而论，秦朝的驰道非但差罗马的道路几个档次，比BC5世纪的波斯帝国的全国御道，无论是质量、保养都差得远。长度上秦驰道只有波斯御道的十分一不到！道路状况落后，说明中华帝国的是一个不重视陆上物流的社会。奇怪的是罗马帝国也不重视海上物流。

四轮车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运输能力，而且可以到达运河不能到达的小农庄。并且四轮车适用马拉，输送速度更快，还保留了马的品种。虽然拉车的马向牛的性能进化，但毕竟敌人来了，马爸爸跑不动，马儿子还可以改良用于打仗。而当运河代替了四轮车后，马匹就从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当八国联军带着四轮车入侵清帝国后，四轮马车也入侵了中国农村，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物流条件，说明是适用的。

适用四轮车的社会，却两千年没有出现四轮车！甚至当四轮车已经在北欧发明一千年后，仍然没有传入东方帝国，偶然性可能是唯一的解释。毕竟东方没有直接与西方就车辆技术的交流，负责丝绸之路的阿拉伯人等，他们的旅途更适合挂着驼铃的大型驼队，而不是马拉的四轮车。半沙漠地区的马匹生存能力更脆弱，缺乏树木的长途旅行，维护车辆是高成本的。一头骆驼可以扛起半吨货物，差距显而易见。

社会经济需求是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些人争辩"东方没有出现四轮车，是因为没有需要"这是不成立的。没有社会需求，当然不能出现四轮车（和普及），但有需要并不一定就出现相应的技术发明。象今天人类有需要开发月亮矿藏，就是飞不起来。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这是起码的逻辑常识。尖底船大同小异。没有这两种工具，东方社会只能依靠挖掘运河，作为物流的基本条件。

但是运河挖掘和维护成本高昂，在缺乏私有制的大资本（即使是领主）的情况下，只能由皇朝政府的官僚系统去完成。这样就令所有的与运河有关的营运，实际上垄断在政府权力相关的官商的手中。从而从根本上排斥了依靠商业才能实现自治自给的社区长期生存的可能性。相反，孔儒国教便于形成大型的官僚系统，反而适用了技术落后的广阔大陆的行政要求，这样就构成了东方社会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

（外汇管制＋金融垄断）下推出国际板，不仅仅是卖国

（外汇管制＋金融垄断）下的国际板就是卖国！

国营上交所的公费老板张育军先生，上海市屠副先生，还有知名的评弹女叶檀小姐，三位上海本土政治利益者，不约而同地再次试探国际板的舆论。张老板无非是再次代表了中国A股投资者表示，国际板对A股投资者很有利；屠副市长需要"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政绩，需要"全国人民顾全大局"，损失点私有财产支持屠市长们官运享通。

号称"支持市场化"的叶小姐，为张老板屠市长五毛的大作，指责A股投资者太逐利的词句，不具可评的逻辑。但叶小姐五毛国际板的唯一论据："推出国际板不等于卖国，否则，允许境外企业上市的欧美市场都将成为卖国市场，世界上的卖国贼也就数不胜数了。"，则是大谬不然！世界上允许外融资的股市，确实数不胜数，但是（外汇管制＋金融垄断）而允许外资饕餮的，中国将是第一个！

如果没有（外汇管制＋金融垄断）的现实，那么叶小板所称的，"上海推出国际板"不是卖国，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是自由的市场，对等国民的待遇！但是（外汇管制＋金融垄断）的情况下，上海屠市长们推出国际板，无疑就是卖国！叶小姐五毛国际板，不是卖国，叶檀无国可卖！

但屠市长张老板们，是国家公务员，他们都有国可卖！但只要他们能够卖国自肥，国民毫无怨言让他们代表了，也就合法了。按贪污十万元死刑计，国际板造成的损失，要枪毙屠市长一百万次。按文强依法千万死刑计，张老板们打一万枪的才叫辜罪！笔者丝毫不怀疑屠市长张老板们权欲熏心时，争取挨万枪的英雄气概。

至于叶小姐是平民，平民有胡说八道的天赋权力！就算收了五毛稿酬，就算赚的是昧心钱，也是合法收入，是叶小姐的才华，得到了屠市长们的青睐！就算脑残，脑残也不是犯罪。下次有生意，建议叶小姐尽管再接，就算有脑残被叶小姐的才华忽悠了，也是脑残自已负责。

国际板不是中国公民，国际板当然不是卖国。但只要（外汇管制＋金融垄断）是现实，推出国际板的官员，就是卖国！香港所谓金融中心，是靠公有制奴役全中国的利益输送维系的，供应一个香港就已经够大陆老百姓受的，再供应一个上海？如果上海真的要做什么中心，那就请从争取取消（外汇管制＋金融垄断）开始! 从削减上海的公务员，从减小我们上海市民的税负开始！

为什么东方孔儒封建时代没有出现自治社区？

"春秋不是封建社会，两千年中国是封建社会"并无错误；
中世纪欧洲是类种姓社会的表现形式之一；
为什么东方传统社会没有产生居民自治社区？
明朝镇压的倭寇全是中国护照的"汉奸"；

由"fundalism"的汉译（自主的）"封建"联想到中国上古的"封建"，是比较典型的汉语形义思维。实际上中国春秋时的封建，是军事殖民，而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反而是很多现代学者反思"中国两千年封建史不是封建社会"，这种反思是错的。中国两千年的皇朝历史，恰恰就是与欧洲中世纪相当的封建时代的类种姓社会。只不过不是土地领域的封建，而是贵族等级特权的"党内分配"。

"封建社会"只不过是由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由描述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模式，想当然地作为"社会发展史（假定后者必然进步于前者，称为社会进步史更精确）"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由此而生一个张冠李戴的模糊概念。这顶帽子当然是套那里都不好象不完全合适，反过来就成了欧洲中心论（基督教沙文主义，欧洲种族主义）的精神依据。

如果将这一阶段的等级社会称为类种姓社会，欧洲中世纪是类种姓社会实现的其中一种模式，就与世界各国的历史政治特点吻合了。东方帝国上古史的春秋殖民时代，有点近似于古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的殖民运动。与欧洲中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诸侯所据的是各自的势力范围，甚至到战力，仍没有严格的领土概念。当时是劳动力高度缺少的年代，因此吸引民众是主要的政策，限制农奴不是春秋时代的特点。

东方帝国与伊斯兰都是政教合一的帝国文化，因此社会的三维利益博弈是（皇帝 Vs 贵族 Vs 农民），而不是（教会 Vs 国王 Vs 领主）。贵族不能让农民自治，皇帝可以直接将农民置为自已的府兵自耕农。没有了教会作为领导人的仲裁，自治性的居民尽管心甘情愿归服朝廷，但不是被皇帝放弃，就是被贵族集团剿杀。比较典型如梁山泊，和明朝所谓的倭冠。

今天帝国教科书将"倭患"称为日本人的入侵。这是一个搞笑的爱国幽默。历史记载中的倭寇见诸于史册的，无论首领还是俘虏，全是张三李四的中国传统小农名字，山本太朗野川五十六之类的日本名字，统统的没有！再用大脑想想，元帝国极盛之时远征日本尚且艰难，日本战国之时的零散浪人，有啥力量跨洋过海侵略中国大陆？反而是穷途末路的浪人，成为中国"倭首"的雇佣军，倒是物美价廉。

实际上所谓的"倭冠"，就是自宋元以来，从事海上贸易谋生的最后一批立足于中国沿海离岛山寨的梁山泊好汉！他们从事沿海贸易，在供应内地商贸，购买内地粮食，如果朝廷愿意招安他们，向他们收税，这些小民相信是十二万分的的情愿。百分百会跟着皇帝保家卫国，后者有一个名字，叫郑成功！和他的家族！但明朝为什么要剿杀这些专业走私的渔民呢？因为他们让文官集团垄断外贸化为泡影！

戚继光为什么要从小农中招收戚家军？大概是因为江浙城市居民，对那些所谓的"倭冠"小民同胞，都多少有点同情。唯独自耕农是认地不认人，镇压走私小民毫不留情！戚继光确实是明朝的民族英雄，他剿灭了沿海所有非官方的华汉外贸团体，让明朝垄断了对外贸易；张居正功劳极大，用社会破产的代价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没有万历，戚继光和张居正这些人，明朝仍然会灭亡，但未必亡得这么灿烂！

在东方帝国文化中，留下的只是皇帝"天下为公"式的假慈悲，和豪门文官集团之间中庸之道的勾心斗角，完全没有留下居民自治体的任何空间。用孔儒国教弥合了皇帝与贵族集团之间的裂缝，增加了领导阶级的党内团结，大约可以在表面上解释了东方帝国社会历史中，缺乏"自治"元素的事实。但是，孔儒国教能够控制中国历史，是原因还是结果呢？孔儒如果不是掉在适合的土壤上，会成为"国教"吗？

基督教是欧洲中世纪出现大量自治社区的原因

欧洲文明区大量自治社区的成因；
中世纪基督教的党组织建制和教皇帝国；
基督教不是民主的源泉，基督教的存在促使了民主自治的产生；

在君权成熟的几个文明区中，领主割据的地区几乎个个都有，但似乎只有基督教的欧洲布满了自治社区，原因可能的确与欧洲的教会与俗世王权的权力分配有关。基督教本身既不了解私有制，也不承认人与人平等。基督教欧洲的等级社会，就是在基督教的主持下实现的，基督教教会治下，就有大量役使农奴的教堂和主教。三分一以上的农奴，直接隶属教会，否则教士们不干活，那里保持上等的生活水平？

基督教会的存在，也令贵族等级社会以外的农奴阶层沦为贱民。今天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指责奴隶制时，称之不道德的理由，是"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实际上直到1600年的英国普通法，仍然明文载为"农奴是领主的私有财产"！农奴就是奴隶的本身！是在领主私有领地内承包了一块土地养活自已，同时服从领主一切支配的奴隶！基督教会在凝聚了上流社会的同时，也就将农奴贬为"人科资源"！

基督教会内部的制度，也同样称不上民主，甚至连代议都不是。早期的地区教会选举，早在基督教入主罗马后，就随着罗马圣彼得教廷推广普通话的思想路线教育运动，化为诺思替派的异端，烟消云散了。基督教的体制与天朝党非常相似。教皇领袖也是不能世袭的领袖，由枢密主教定期选出。枢密主教相当于今天称为"政治课总局"的组织，6-12人组成。招安马丁.路德的筹码之一，就是成为枢密主教。

红衣大主教在天朝或者苏联帝国里称为"省委书记"。也如同天朝革命年代，主教在入主罗马的早期兼任地区领导，象埃及大主教西里尔同时也是埃及的总督，或由其指定的人担任总督。（相对而言，罗马－米兰大主教的权力比较小）。教区类似于今天的"地委"，教区主教就是地委书记。欧洲的"县"比较小，大致相当于英国的郡（比镇大，比县小），教会组织也派一名书记。

乡村中养不起大主教，但能建起教堂的地方都会建在村中央，有专职的神父。（领主一般都助建教堂，显示权威，派亲属任教职）。神父是地方教职人员，不入教会帝国的组织建制，由当地领主推荐，由上级主教确认，但只对教会负责。乡村神父相当于公社书记。小乡村连神父也养不起，就由兼职的能认几个字的，周日带着农民做弥撒，是神父的助手，叫牧师。相当于基层政工人员，党组长之类。

如果层层下辖的教会等级制度，凌驾于贵族和贱民之上，当然与今天的私有制民主没有什么关系。任何教会涉及私有制的搞活经济，放高利贷收回扣，（官定利率较低），也是腐败渎圣，轻则罚款，重则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自然更不可能容忍将教会的土地出卖的私有化，就算搞活了经济，也是逐利的大罪，叫贪婪Greed，是要下地狱的。解放农奴可以，但农民是一分不留给轰走！

基督教教会帝国，客观上也没有彻底掌握西欧的军事和政治大权。修道骑士团（著名的有圣殿骑士，医护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尽管是欧洲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是在十字军期间才成长成来，也没有完全取代君主国的武装。因此尽管基督教会高高在上，但至少在君主国直属的领地范围内，君主们拥有自已领土上的治权，从而构成了党政分离的政治局面。这是伊斯兰和东方孔儒帝国所没有的条件。

这样欧洲的三维权益博弈就成为"教会 Vs 国王 Vs 贵族人民群众"。农奴被排斥在权益表达圈内，是分属三个方面代表廷议的"财产"，没有自已的利益表述权。因此，如果能够将对方治下的农奴割裂出来，作为自治市；就既是解放者，增强了自已又削弱了对手；而抢先让自已边缘的属民自治，也避免对手成为自已农奴的解放者。中国春秋时的"封建"，则没有这样的从属和农奴的强制性关系。

英式农奴义务和中世纪“自由的空气”的传说

农业费改税过程中出现的英式农奴义务；
英国中世纪"城市自由的空气"只是文学传说；
英国农奴被解放，因农奴主的逐利；
反户籍制度农奴狗腿子精神和克伦威尔的革命；

东方帝国传统文化几乎是没有任何"人权"的概念的，也就很难理解"自治"的概念。这个问题反映在反对户籍制度的小农移民中，很具代表性的也出现在《朱总理语录》中透露的在农业费改税的改革过程中。朱总理曾经担心因为费改税（近似于清朝摊丁入亩），嫌耕田无利可图的农民离开土地打工，弄得没有人种田了！因强调，就算农民离开土地经商打工了，也要追加农民摊分土地所要缴的农业税。

这种"农民离开土地也要追缴农业负担的劳役/税费"，是典型的农奴义务。这种税在中世纪称为"迁移税"，"布恩工代税"。中世纪的农奴如果要离开庄园，必须向领主申请，并缴纳这笔税，否则领主可以把他当逃奴抓回来，任意对待！农民不种田了，经商或者打工，早就已经在彼行业缴过税了，但仍然因为农民的身份而要缴"土地税"，这就是把农民当农奴绑在土地上，这才是"编户齐民"。

农民如果负担太重，以致不愿意种田了，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农民的负担，——>最终废除农业税后，毕竟是达到这个目的了。至少就农业税而言是达到了。如果不愿降税，无论是按1600年后的英国，或者目前天朝的土地管理办法，也可以收回自留土地，将农民"离籍"作违约办。这都没有越过"视同农奴"的红线。1990s的朱总理尚且如此，那么在农民大领袖毛的眼中，农民地位有多高，可想而知。

与中世纪的英国不同，东方帝国就象一个硕大无朋的巨型庄园，根本上不存在可以逃入的"自由市"。称得上是自由的是边界以外，至少对于绝大部分农民而言，是封闭的。边界那一头如果不是另一个农奴庄园（如朝鲜），就是人家户籍制度（自治社会）的壁垒，两头警察狼狗机关枪地盯着；遥远的太平洋那头，就算孙悟空变成鱼跳入大海，不停地游也要游上两年！在那头给钓上岸，还得遣送原籍展览！

所以今天所谓农民工离开土地，所谓"反户籍制度"，也没听说过他们反的是"绑定在自留土地上"的那个制度。正如前文所称的，中世纪欧洲很多自治市，至少传说中可以逃入自治市就免除了对领主的农奴义务，（英国称为"维兰villianus"），但在东方帝国，无非是从农田"逃"到主人的堡垒，抢劫堡垒周围的铁匠手工艺人，后者也是领主的"属奴"，因为他们没有自治权！这就是"反户籍制度"。

不过，英国（欧洲）所谓农奴逃入城市一年零一日就自由了，那只不过是中世纪作家们笔下的传说！实际上就算过了三十年，领主仍然可以把农奴抓回庄园服奴隶的劳役！真实的历史是，农奴逃跑的四天内，领主可以用暴力将农奴抓回。但超出四天以后，领主就只能上诉郡法庭，（领主在庄园内有庄园法庭，但不能审理此类案件）；但是除非所在城市的行会出面，或者请得起律师，否则农奴仍然没有自由。

问题是行会限制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证明洗脱农奴身份的人，是不能加入行会的。结果就是除非经得领主的同意获得自由，（意味着赎，买），否则农奴不能加入行会。除非他已经富有了，而领主仍然不给他自由。这样他就有可能援引"一年零一日"的条款，在所在行会的支持下胜诉。所以真正的游戏规则是，"逃奴逃跑后，发了大财后，就自由了"。农奴被解放的利益动机，在农奴主的身上。

朱总理在农业费改税时的错误，相当于英国领主占有农奴人身权益的特权。但能怪朱总理吗？那些反户籍制度的"民主派"们，意识到农奴因不属自已的土地负有的义务，就是农奴的义务吗？他们要求无壁垒入户城乡户籍，相当于要求英国自治城市放弃自治权，要求行会无限制入会？他们的方式是求政府为什么不管，相当于英国农奴要求查理一世剥夺颁予给城市和行会的自治权。结果迎来了克伦威尔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