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与中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类似

被故意拨高"旧社会土地市场化"；
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基本没有变化；
中国土地制度与中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类似；
行政垄断的大地产为主，少量的个体户补充的中外中世纪土地制度；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战国的中原开始到民国，都没有很大的变化。今天至少有三种人，对中国民国以前的土地制度加以过度的，大同小异的美化或丑化。一种人是明粉，他们粉明的目的是为了预备给文革翻案，（这点以后再谈），故意拨高明朝农村的土地制度，是粉明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另一种人则是毛黑，他们拨高民国的土地市场水平，是要贬低毛的土改。第三种人就是马克思毛主义者。

前两种人是拨高，马克思毛主义者则是贬低，但理据是一样的；那就是马毛称"旧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这就是说是市场流转的私有制，所以存在剥削。这三种人的共同点，就是拨高了传统中国农村的土地私有制——>市场化水平。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农村的经济模式，更接近于中世纪英国庄园时代的运作模式，而英国农奴庄园制度，又与毛的人民公社，几乎一模一样。

东西方中世纪农耕时代，大同小异的土地经营模式中，土地的买卖和流转的确是存在的，但不是主体的。土地中确实有私人占有的因素，但不是主体的。村社的最大额的土地，是属于领主占有的。中国的"领主"相当于豪绅，一般是世代书香，前代前有人当过官，或者省城县城里有硬关系的大人物。能够小额流转的，只是不占主要地位的小自由农的小块土地。中世纪土地与今天一样，是被行政垄断的。

大部分村社农民是租佃领主（豪绅）的土地的长工，还有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是土地流转的主要经营者，类似于今天的少量的个体户。中国明清民国时代之区别于中世纪的英国，就是这种中小地主和富农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尽管仍然不是土地的主体。而在英国包括欧洲，由于早期加洛林时期（英国则是丹麦战争）的战争倾轧，小的自耕农几乎全部破产投庇于贵族领主，连骑士都大部分属贵族私人。

所以如果是从大约占土地总额5%-15%（历史时期不同而变动）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水平看，前述拨高中国前期土地市场水平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忽略了主要的土地是集中在领主（豪绅）名下的，那么他们所有的逻辑结论都将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倒是例外，他们的错误是根本否定了土地私人占有。所以毛时代是把中小地主和富农一起当成剥削阶级，统统杀掉！反而是大土豪跑掉了。

宋明清以降，如果从农业产量上低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农业产出的比例，将低估了中国旧社会的农业水平。类似苏联集体农庄/自留地，和中国人民公社/自留地的产出比例，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产出，与他们所占的土地面积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大约占了三分一以上的产出，和至少三分二以上的市场流转比例。这种情况在宋朝有点不一样，宋朝与13世纪的英国更接近，以大农庄为主要经营主体。

不考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所占的小额土地，英国中世纪农庄、中国旧社会的村社大土地占有者以及毛主义人民公社，无论是运作模式以及大地产的形成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都不是通过市场自然兼并的。这些大庄园的形成，都是通过大土豪与政权的关联，通过行政垄断的手段，将传统的公地占为已有的方式，巧取豪夺而成的，并因之而扩张兼并。包括"不抑兼并"的宋朝，只是不再理采土豪的兼并。

在英国领主制下，领主可以将任意土地（包括荒地）纳入自已的庄园之中；而在中国明清以降，则主要通过官绅免粮，负担过重的中小农民破产，被迫成为官绅庇护下的长工；在经过若干代后，土地自然地被豪绅所夺。因此"政权支持的行政垄断下的土地兼并"，才是中世纪即旧社会土地高度集中的原因。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以妖魔化资本家的方式，张冠李戴地扣到市场经济和中小地主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