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极大的贪官是怎么炼成的

民愤极大的贪污腐败是怎么炼成的；
不做昏官就极可能成为贪官；
公有制无效益，私有制"改革"没有法律保障；
贪污腐败是公有制的黑市；

一般会认为，贪官是昧着良心出卖公有制利益，肥了自已的腰包，夜晚会睡不着觉，等等。但是按笔者的理解，绝大部分情况估计不是这样子的，贪官收钱是心安理得的，认为是回报对社会的贡献；挺多是不宜公开的灰色收入。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完全贯切公有制的地方，可以存在拍脑袋的昏官，但不会存在贪官。比如说文革时代，那时侯除了毛皇控制以外，连农民余粮了也不许存，斩资本主义尾巴！

如果上任者贯彻公有制方法，那么低微的效益，就会让他安全地背上"孺子牛"的昏官的名声，大家伙一块儿挨穷。如果偏偏给他加了经济指标，既不可能从公有制中找效益，就只能从局部私有化中盘活资产。固然有单位承包等办法，但最高效的方式也就是最彻底的私有化，就是让私人取得产权。这样就会出现今天反贪所称的"个体买通官员，流失了国有资产"的现象。

但仍然不准确，那就是"买"的钱，不是行贿的方式事前送的，（特别是早期中国人穷，一般没有这个钱），而是业务大大增长后，非正式的私人老板，希望稳固其名不正言不顺的产业，而向"早期分包官员"的回馈。更麻烦的是，"经济指标"压力下，你不分包，你要下台，你如果分包，"私有老板赚了钱"，你就已经犯了错误。所以当官的人就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有了单位小钱柜之类。

既然这些私人承包的产业效益很好，无论是从税从利方面，地方基层官员，都不希望有大变动。这一点，无论是旧官还是新任官员，除非是个二楞子，都如张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你不收钱，在名不顺的老板看来，就是"产权不确认"，要想办法转移资产；但公有制宪法顶在头上，这钱收那都不对。就算这钱收到公家的帐上，那叫贱卖，是国有资产流失。总之，如果没有后台，做也是错，不做也是错。

国有资产流失的证据就是私人老板发了大财。（朱镕基语录里，处处可见这种批语，显然不懂米塞斯原理），按中国官场的道德思维，肯定是当官的收了贿赂。不收吧，既不能进一步盘活，甚至连旧一批成功的经营者，也挽留不了。结果还是，自已处理掉的，显得最合理。聪明的就给自已的熟人战友，心知肚明，也为自已留一条后路。不聪明的就藏自已家里，给人逮了，成为民愤极大。

民愤，特别是原来单位吃公粮的革命群众，可能真是民愤极大的。尽管这类盘活经济存量，在贪官的看来并没有损害原有的经济收入份额，多半还替单位人等赚了不少肥水；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单位类人马，考虑问题是看"人与人的差额"，对绝对值没有什么概念。看到当官的喊领导，觉得很自然，看到老友勤劳赚多了，就两眼喷火。这是民愤之一。

其次是盘活资产时，通常意味着更严格的成本管理，如果是国企，就很可能是往一盘散沙的工人无赖阶级身上用力。这些特权工人阶级，本来是吃得猪狗一样，不是为垃圾产值作贡献，就是无所事事地"上班"，钱虽然少点，但是包吃包住包减肥，（从前连子女就业也包了），一直到死不用自已操心。现在贪官伙同资本家，一天早晚打卡考勤扣奖金，紧盯质量剥削俺们工人阶级。这将有民愤二。

自古以为，中国社会对于公有制的低劣效益不是掩而盖之，就是强词夺理"公有制有着无限的优越性"。如果公有制不行，那是贪官太腐败。所以现在嚷嚷的都是反腐败，极少有意识到公有制本身有根本性的缺陷。所以无论经济效益活了多少，无论单位员工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只要有腐败的影子，贪官就成了万恶之源。至于这个贪官是搞活了事才受的贪，还是因贪搞坏了事，全无干系。这是民愤三。

这类民愤是人民正义，不算蛮不讲理，也是不容分辨的。象垄断的传媒卫道，替通钢声讨资本家剥削，是说遇难者陈经理扭亏为盈的年薪是300万，而被裁员下岗的工人津贴，只有300元，上岗工人3000元，就不说了！——>陈经理真是善心，社保只能领220元！但是明明长年亏损，吃了纳税人120多亿，到今天还不敢公开帐目的烂国企，却偏偏说成是"贱卖给资本家"扭亏！要追究贪官的责任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