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寡头型的政治模式都令计划生育永远必要

寡头型民主增强了黄宗羲效应；
特权最大化定律令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
寡头型的党内利益民主将造就最大程度的基尼系数；
任何寡头型的政治模式都令计划生育永远必要；

除非有足够强大的外力的有偿的干预，同时不会偏向国内利益集团的任何一方；（这两个条件对于大恐龙社会来说，几乎不可能具备），否则利益型的民主不可能一下子普及到整个社会，而只可能从一小部分人开始。但是当这个比例低于5%时，就会构成寡头型的民主，而最终崩溃为君主制。所谓5%并非一个精确的计量指标，而是与当时的平均生存水平有关系的浮动指标，历史经验在0.5%－5%之间。

任何小范围党内民主，5%权力覆盖面似是所有社会的一个上限。笔者称之为"特权最大化定律"，其机理就是黄宗羲定理作用到极限时，底层贫民出现大量死亡前极限，受制于人均食品生产率。因于特权最大化定律的限制，两种小范围权力覆盖的民主类型，都必然导致绝大部分人处于生死温饱线上，而区别仅在于私有制型的寡头们生活好得多，而公有制党内民主（如明朝或文革）就相对接近于贫民的水平。

因此利益型的寡头民主，将导致最大程度的货币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原因就在于利益型的民主社会，不管是否寡头都需要商业货币的流通，同时寡头的特权最大化本能，又会把财富尽可能集中到自已的手上。所以最大程度的货币意义的贫富差距，不是出现在造就中产阶级为主的市场经济中，而是出现在寡头利益型的党内民主社会中；即所谓有传统特色的市场经济类型，尽管能不能贫民的生活更苦了。

因此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生产力极大发展后才能民主"，实际上是延续马克思主义逻辑错误后的又一个断言，实体经济学和历史事实均可证明其错误。因为所谓生产力发展，（假定生产力就是生产效率，实际上生产力是无定义的概念），直接反映到人均食品生产率上，因为人民缺乏利益表达权（给代表了）导致特权最大化定律，任何多于生存必要的个人财富，都会因服从国家需要，给倾斜掉了。

因此公有制帝国如社会主义国家，固然不可能产生自发的社会进步，就算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其结果也无非是令5%的贵族特权者更为豪富，同时因政策宽容或严苛之区别，而旁生出数量不等的稍稍脱贫的中产阶级和极少数的无权的富裕平民而已。事实上罗马帝国的贵族就非常富裕，甚至不亚于今天美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奴隶制时代生产效率本来就很高，但都没有促成全面的民主。

另一方面，由于绝大多数人的贫困，是因为缺乏人权造成的，无论是公有制（权益归于君主贵族）还是寡头型（权益归于民主贵族），都没有改变其不能保护自已权益的生存状态。因此无论贵族集团如何接近现代化，贫民的贫困现象都不会改变，贫民仍然是这种寡头社会中的"自然资源"，并且同样会因为生存的需要而侵蚀"大自然的资源"，因此人口永远是过多的，强制计划生育是永恒的。

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低人权的直接表现，（否则就自主生育了），计划生育的理由也是因为贫困人口太多了，而贫困恰恰是因为贵族集团存在特权。这样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只要公有制成分仍然是社会政治的主体，只要人权私有制不成为宪法的根本原则，贫民的人口就永远是贵族国家负担，计划生育就是贫民永恒的义务。尽管贵族公务员也可以装模作样地计划生育，但是二奶三奶可以弥补他们的种种需要。

更严重的是，当如西班牙开发了美洲金银，或"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生产意义上"没用的"贫民的生存，就更完全成了贵族集团的负担，而不是传统性的可以剥削的资源。则对贫民阶层实施更冷酷无情的灭绝性的计划生育，就成了对贵族集团最有利的政策。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计划生育，出现在更热烈地引进西方技术，"公有制为体，西方技术为用"的东方帝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