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儒教社会同时排挤商业化和民间工商业自治团体

资本主义萌芽取决于自治社区的形成和成长的条件；
资本主义萌芽与商业化无直接关系；
东方儒教社会同时排挤商业化和民间工商业自治团体；

亚平宁半岛和伊斯兰的卢比西亚，先进的罗马时代留下的文化体纱，结合上落后的中西欧的军事强权，构筑了教会领导下的领主封建制。天然的运输条件没有被任何一个超级极权所控制，（教会 Vs 国王 Vs 贵族）的三方博弈中，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利益动机，释放出以自治市为代表的市民自治体系，并且这些并非依赖于农民的小型自治体系，可以通过商业交流独立地生存，壮大；这是东方没有的条件。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教会帝国铲除（或遏制）难以控制的私有制萌芽的力量，仍然有力的控制了意大利地区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等中世纪城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民主政体，仍然出现在帝国权威不易抵达的尼德兰和隔海自卫的英格兰。君主立宪的英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守护神，最终在远隔大洋的美国，在击败了英国干涉后，才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那么在缺乏自然与文化凛赋的东方帝国，一个戚继光就有本事让华汉自治性的渔民社区完全灭绝，私有制/民主的萌芽之艰难，就不难理解了。东方传统社会可能也产生过一些私有制自治社区或近似的团体，如清朝的晋商，徽商等行会联盟，但是这些团体/社区成长为可以自卫的自治社区，所需要的历史时间，远远超过一个皇朝崩溃的正常周期；同时广阔大陆在军事征服过程，又足以扫除上一代的私有制积累。

反之就算在东方帝国周边，确实存在一些私有制社区，比如郑成功治下的台湾，与西方的贸易非常活跃。但是东方帝国也会卧榻之侧凯容商人赚钱，必欲征服之而后快！其动机与在治下铲除任何渐渐成长的工商业团体，避免其成为威胁皇帝或文官豪门政治特权的独立力量，内与外的政策动机，完全一致。实在征服不来的，就视之为皇化以外的蛮夷，宁愿闭关锁国。打了败仗，就说是人家的侵略。

因此东方大帝国成型后，本身就有着排除任何私有制和自治社区的政治本能。只有在完全确保"莫非皇民"，有能力"防民之富甚于防川"的那个笼子里，才称为中央帝国。这样的笼子，当然会因为其经济脆弱而节节崩溃，却以的确以崩溃为代价，换取了斩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伟大胜利。明朝不就是为此目标，成功地献出了全华汉大部分宝贵的性命？还能说明朝失败吗？

是自治社区权成了（民主＝私有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又只有足够水平的商业交换条件，才能让这些自治社区不但自食其力，还能发挥出交换创造价值的优势，在实力的积累上优越于蒙古、后金式的兵民合一的屯田部落。因此商业发达程度高，并不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充分条件。这就是威尼斯的商业水平一度是欧洲最高水平的，但最终实现资本主义革命的，却是贫穷的尼德兰和英格兰。

甚至在尼德兰，最终建立第一个近似资本主义的政体的，也不是富庶的佛兰芒（比利时，时属勃艮底王朝，欧洲商业和纺织业中心），而是贫穷的莱茵河三角洲上的岛上。仅仅因为这个梁山泊一样的鬼地方，查理帝国（西班牙＋神圣罗马）的帝国军队，不容易将这些跳蚤刁民一举荡平。因此（民主＝私有制）的成长，与富裕和商业化程度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自治社区的生存成长，与商业程度有关。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社会拥有较欧洲还要发达得多的商业体系，印度在中世纪的驼队能够运送一万吨的货物，但是资本主义楞是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关键就在于，（民主＝私有制＝资本主义＝自治）的出现，在于自治社区形成的条件，成长的环境，和自卫的能力。这几个条件而言，欧洲确实有特殊的凛赋。也因为资本主义是产生于自治的，欧洲也就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