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运动“限制童工”“限制女工”的含义

宪章运动所谓进步之"限制童工""限制女工"含义；
宪章运动后的劳工法案的进步，"抵押一月工资制"的起源；
宪章运动后的工伤国民保险计划，劳工工伤大数偶然的风险缺失；

基督教沙文主义者（代表性是费边社会主义）声称，宪章运动改善了工人的待遇，（注意，宪章运动的会员，不是受雇佣的工人），举了"限制女工"和"限制童工"两个例子。这是什么样的改善呢？仍然要注意一个劳资常识：在成年人失业严重的情况下，招募童工，对于雇主来说，是不经济的。1830s时代的童工，实际上就是新式工厂中的学徒工，成年后就会转为高薪的技术工人。

必须承认，学徒工制是中世纪的行会传统的残余，目的在于从小培养对老板忠诚的技术骨干，但并不适用于现代工业社会。今天普遍性地使用"职业学校"取代了当年的学徒工制，却是在就业相比当年，要充分得多的年代。1830-1850s的技术工人，由于收入相对较高，是唯一组织得起长期工会的。这些被称为新模式的工会，个人年费最少50先令（约4000-6000RMB），不要说失业工人，下层工人也难承担。

因为这些技术工人，是企业离不开的，因此他们并不需要与资方强硬对抗。而当这些"技术工人"的工会与资方合作时，下层劳工的组织，即使加入宪章运动，也会很快地失业。因此，这些"新模式工会"，是宪章运动的眼中钉，视之为资本家的走狗，穷人的叛逃。限制童工用工案，实际上就是希望堵死这种学徒工制的晋升渠道。但这样就堵死了许多失业家庭的生路，因为他们指望这些子女养活全家！

至于"限制女工"案，就更搞笑了。因为即便以基督教和费边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后来又歌颂1920s的"妇女解放"，这不是自打嘴巴吗？所谓限制女工案，就是强制性让女性下岗、回家！以便为男性失业工人，腾出劳动岗位。而对于很多工程，如纺织工业，妇女的劳动能力，并不亚于男性工人。如果基督教和费边主义者后来所称的"妇女解放"是对的，则当年他们的限制女工法案就是错的。

1850s的有关立法中，算得上进步的一项，是对劳工雇佣法的双边责任条例的修改。承英格兰古老的"孙志刚法"的精神，英国的劳工法跟同期的法国一样，偏向资方。如果老板炒工人鱿鱼，只需要补偿若干银子，而工人如果炒老板鱿鱼，由于一般赔不起合同金，就作为债务逃匿，要坐牢挨鞭子，——>在都铎王朝时期，可是要问吊的！同样的条款也将负债累累的"解放农奴"，束缚在土地贵族的控制下。

新的雇佣法则比较公平的处置了这个问题，雇主可以抵押部分薪水，从而令工人可以自由离职；但如果雇主是短期用工，则必须把全部薪水支付。这种做法在今天东方的民营企业中，就成了"预压一个月薪水"之类的变通措施。不过，对于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佃租农和农业工人，似乎帮助不大。"被解放的农奴"离开土地的原因，是谷物法废除后粮价下跌，而城市就业收入机会大增，农民脱离土地所致。

针对工伤责任的国民保险计划，则是另一项进步。根据市场"买者自负责任"的原则，英美两国一直将工伤责任推到工人一边，理由是招聘时工人"理应了解工作的危险性"，"老板支付的工资已经体现了风险成本"。这样就在实际上，将企业生产中的工伤风险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随着工人解雇而转移到社会身上，导致不稳定性上升。问题不在"买者自负"原则，而在于巨大的风险成本，没有体现。

在失业严重的时侯，工人很可能是因为社会家庭的责任（如育儿），而被迫接受高危险性的工作；当工伤发生时，风险就超出其个人可以承担的范围，同时整个家庭和同等风险者，值得为之而抗争。因此"谁主张谁维护"体现的博弈成本，就最终体现到资方的负担身上。工伤责任反映的正是人权完整性的社会价值。同样要求老板无限承担生产风险，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就产生了国民保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