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济学复制中世纪（皇帝＋贫民）政治模式

欧美民主进程早期，普选权与私有制进程基本一致；
南北战争令民粹抬头，普选权进度超出了私有制进度；
（政治贵族＋贫民）复制中世纪（皇帝＋贫民）政治模式；
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重新抬头，马歇尔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

观察19-20世纪欧美普选权在各国公民群体中的覆盖，可以发现早期大致上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认可程度相适应。当私有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基本原则，而不再是基督教传统中"因实在法的暂时谅解"（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时，普选权就将向每一个独立的公民人权普及。理由与"向弱者倾斜"没有什么关系，民主就是私有制，人权就是每一个交换财产的最起码的，不容剥夺的"财产"。

这样就构成了民主进程早期的逻辑悖论：当公有制传统力图侵犯私有财产时，则劳动者就被排除在民主权力以外，而不得不忍受政治优势的资产者的"剥削"。如果将"运用政治权力（即行政垄断）压抑劳动者的劳动回报的议价能力"，即行政权力造成的劳动者低人权状态，称为剥削的话，逻辑上是合理的。在资本主义早期的"低人权"程度，远远轻微于任一传统等级社会，如毛主席金将军的天堂。

民主进程中后期（1860-），普选权向一人一票过渡，则渐渐与私有财产的宪法保证脱钩，而与贵族集体重返政治竞争，并与失业工人、贫民的的联合进度相适应。其中以英国保守党（前身是托利党的改革派）和1860年后的民主党为代表。西方近现代（贵族＋贫民）的政治模式，（注意其中的贫民，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的贫民），可以视为中世纪等级时代的（皇帝＋贫民）政治联盟的继续。

南北战争后的1860-1870年之间，英美的欧洲的普选权的普及忽然加速了，超出了私有财产得到保护的所对应的程度。暴力手段解决国内经济矛盾的南北战争，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南北战争后的欧美，整体上向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人人平等"的普世帝国模式靠拢；而此前号称最为平等的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在西欧是比较慢的；却自诩成了"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其中拿破仑三世时期为主！

当普选权的普及速度，由于南北战争的外在因素，令（政治贵族＋无业无产者）的政治联盟，通过选举权的多数，构筑了对少数财富生产者的"多数人暴政"的政治基础，并且南北战争令到这种政治基础，克服了"No votes No tax"的私有制的防御能力。整个欧美社会已经呈现出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民粹状态，同时马歇尔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主导经济政策，直到今天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隐约可见。

所谓"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实际上就是针对资产者逐利的所谓"个人的不理性"，换言之就是针对私有财产本身！而所谓的"税收手段再贫配财富"，则从来就是几千年皇权等级社会中，包括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皇权"向弱者倾斜"控制贱民）的政治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 or 凯恩斯主义）的，（攻击私有财产＋多数人暴政的民粹）的政策模式，完全与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道德伦理兼容。

基督教诸现代伦理（包括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之处，仅仅在于前者的依据是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代表就是德国历史经济学派施莫勒教授）；而后者则鼓吹针对私有财产的血腥革命和厚黑权谋的"政治经济学"！基督教反对的是血腥革命，却不反对马克思主义针对私有财产的行为。换言之，基督教仅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方法错误，太激进了，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出发点是好的。

当基督教和凯恩斯主义用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要求于（资产阶级＝资本家＋产业工人）负担起失业工人的税外救济责任时，（本来这是国家税收后的责任），也就不得不对这些产业作出垄断政策上让步，同时也体现了对国计民生部门稳定性的关注，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有限的国有化。负担了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就有了更多垄断市场的特权，近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前期社会成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