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济学的“公平与效率”和亚当斯密的“自由精神”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精神，不完全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中世纪道德"经济学"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不是自由，英国从未试过"自由放任"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争夺战，始自道德"经济学"；

如果仔细阅读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就会发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也是道德经济学；即使是《国富论》中的自由观点，也没有在斯密生活的18世纪成为英国的主流，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反谷物法运动的展开，"反谷物法联盟"大量借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观点，才令斯密的自由放任部分广为人知。相反作为斯密"道德经济学" 观点代表的《道德情操论》，就被选择性的"遗忘"了。

如果按照树立权威的理性主义，将亚当斯密作为"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权威，那么当马恩毛基督教等左派，祭出亚当斯密"被遗忘"的道德经济学，和《国富论》实际上宣扬的是重商主义时，那么是否要否定亚当斯密这个人？类似一些毛左哲学家，企图先把哈耶克/米塞斯权威化后，用中国式诡辩曲解其原意后，"借毒攻毒"论证马恩毛一样。在理性主义前提下，这种毛左的哲学木马记，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是作为苏格兰议员，针对英格兰垄断地位的工商业行会对国民经济的垄断而言的；也是针对当时英国已经开始树立了工商业牵头的世界商业帝国的利益而言的；同时强调《道德情操论》，则是强调自由的商人，在照顾了自已的同时，也同样具有贵族的人道主义道德情操。《国富论》符合19世纪初的辉格党的精神，《道德情操论》则符合托利党的自夸。这样亚当斯密就被两派承认了。

关键并不在于亚当斯密的理论，现在看是否是完美的，也不在于亚当斯密是否真的相仰道德经济学，而将自由放任视为对传统不足的修正（托利党人理解的亚当斯密，——威灵顿公爵）；而在于亚当斯密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被作为一种宪政的精神，在19世纪初的反谷物法运动中得到了贯彻。这就象大宪章的抗税的自由精神得到了承认，也就选择性地遗忘了大宪章，最初是贵族党内民主，对君主的表忠！

如果将亚当斯密视为中世纪道德经济学（实际上类似的"经济学"有千万年历史，包括东方的孔儒和古埃及的阿蒙教）的终结者，则高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进步。不要说亚当斯密本人有高度嫌疑接受道德经济学伦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也只是在1830-1860年的英国一部分盛行一隅，同时还有当时同样盛行的，以贵族托利党为主的人道主义观念；同期的爱尔兰饥荒的悲剧，却被视作自由主义罪恶！

道德"经济学"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而只是中世纪社会等级伦理在社会现实运作中，在涉及到经济层面上，再次强调的种种游戏规则。由于道德为纲，则成本就无法顾及，因此道德经济学的特点，就是用"道德上公平"压倒人权上的不可侵犯，从而实现了用所谓社会公平，取代了成本管理的效益衡量。在此基础上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重新包装一番的中世纪哲学取名为"新自由主义"。

ps:坏帽子是可以乱扣的，高帽子是可以乱戴的；

维多利亚时代，是可以自由宣扬自由主义，只是偶然会挨打的年代，（宪章运动多次冲击反谷物法集会，攻击农业机械化的用户，并造成伤亡）；但将维多利亚时代称之为"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相当于将2010s的东方帝国，（接近可以安全地讨论"自由"），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国家。实际上自1860年（南北战争以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在实践中没有贯彻，在英国舆论也渐渐被摒弃。

自由放任从来没有成为英国的政策，但在70年后的大萧条，居然被称为自由放任的恶果！私有制自由选择的人权，也被道德经济学的所谓"公平"所取代。从此，道德经济学的"公平"与人权经济学的"效率"，开始了100多年来未有停止的政治争夺权。"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即经济增长了就拉大了贫富差距的奇特理论，成了各国政治贵族的新宠。可见中世纪的东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多么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