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行会是“生产者民主”制度

中世纪行会是"生产者民主"制度；
工会不同于行会，工会产生的社会经营条件；
（行会＝资本家＋劳动者＋charter)；charter=向弱者倾斜/看得见的手；
（工会＝(行会－charter)-资本家），政府干预市场，重新缔造中世纪行会；

英国国内19世纪的经济特点，就是各行各业的特许权泛滥。从制面包到理发师一直到赶马车的驾驶员，都需要大量的工资和物价的特点是，自然少不了宪章运动中破产的手纺行业。这一个个的依靠国王恩准的行会的特许权，（一般在下议院有保留议席），又由行会认定自已的从业师傅。子女从小就师从学徒工，一般都会进入与父亲同样的职业。正是东西方中世纪的类种姓制度（如印度）的遗留。

这样一种制度的特点是令每一个行业，都被掌握在一小部分从业者的手上。从业者之中，只有少数人成为较高收入的师傅，并排斥外人如农民工的加入。行会回报国王的特许权则是定额的税收承诺。这种制度的残余，今天仍然可以见于如香港这样带有英国传统的地区的某些行业，如骑师，医师，律师等等。在保证了少数从业者较稳定的收入的同时，（假如市场没有萎缩的话），令到多余的劳动力无法就业。

因此当宪章运动（手纺行业）被机器的大生产竞争破产时，实际上意味着两个相近的行业之间同质竞争。按中世纪的习惯，确实是由破产者向国王申诉，要求国王限定彼此的竞争范围，更新彼此的charter；要不然，国王就要把破产的行业的从业者，养起来。此即道德经济学。尽管名为"工业革命前"，但实际上是遭到冲击的只是少数行业，其他行业的的charter受益者，对宪章运动也就不无同情。

行会是从业者既是资产者，同时也是主要的劳动者，并且在行会中是一人一票。所谓"生产者的民主"，大概也想不出比行会更民主的组织形式了。只不过第一是不能避免如工业革命导致的市场变化的竞争，第二不能应付如纺织业生产过剩造成就业过多；为了避免市场萎缩造成自已行会成员失业，就不得不排斥新进就业者，而宁愿由于供应不足而任由产品价格上涨，对于既得charter者，并非坏事。

所谓的社会主义，无论自我标榜"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进步"，最完善的组织形式，就是倒退到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只有同时避免市场适销产品的变化，还要避免价格的变化，行会组织才有适用性。结果就是行会变成了一个排斥货币经济的，运用charter排斥任何新生竞争的特权组织；作为向国王供应实物税产品的"可靠团体"，换得自已的一口饭吃。马克思所谓《资本论》，就产生于中世纪行会的理想。

行会之与工会不一样，就在于行会是"生产者民主"，劳动者与资本家是同一批人。只有在资本与劳动分开了，从事资本投资经营管理者才能够从投资效益的角度，开始对产业投资的管理；从而实现了从一个个行业开始的，对整个社会的成本管理，最终适应了市场、产品适销、价格和原材料的变化，实现了产能的灵活伸缩，优胜劣汰；实现了经济在低通胀、低物价和物资充分供应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劳动力成为经营管理中一个成本因素被分离后，对劳动力价格的联合议价，才成为可能；工会才有可能产生。因此简单地说，（行会＝资本家＋劳动者＋charter)，而（工会＝(行会－charter)-资本家），所谓charter就是向行业倾斜的垄断特权，特许权或称"宪章"。所谓工团主义，实际上就是将后工业革命的现代经济社会，推回到中世纪行会的传统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通往（中世纪）的奴役之路"。

工会现象总是出现在呼吁"向我倾斜"的夕阳行会，也因为夕阳行业的从业者最多！产业转型导致的休克最痛苦，当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还有一点点"向弱者倾斜的良心"时，就象导致（中世纪行会＝资本家＋劳动者＋charter)的形成。当大量的产业处于转型期时，在大量颁予新charter以前，大量增加通货补贴这些即将成为行会的夕阳产业，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就成了合乎逻辑的"拉动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