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时的社会结构和农民处境

与现代类似的英国工业革命时的社会结构和农民处境；
就业的农民工处境好于农民，失业的农民工和贫困市民处境比农民恶劣；
毛主席时代的民众处境最恶劣；是大陆民众刻骨铭心的伤疤；
"仇富，反户籍制度"大致相当于宪章运动；

从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农民租佃农，宪章运动为代表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运动所反映的城市无产者的生活处境之恶劣，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王一直拥有程度不低的民意，以及贵族托利党本来一直是农民的剥削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代表了农民的仁人志士！以及"向弱者倾斜"的欧文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马歇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等，以及今天的新制度学派，能够在英国找到深厚的土壤。

英国的这种情况，在今天一些贫民怀念毛主席的下层情绪，形式、原因和机理都是差不多的。当时英国的下层民众，中上层技术工人的生活状态接近于中产阶级，他们组织工会的目的，是要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象有产者一样成为英国政治中的一员，获得选举权！因此英国选举权的扩大，归功于工会组织的努力，并不算过誉。但日后的普选，则是辉格党，及其名义继承者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党的功劳。

英国的下层短工，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生存状态要好于占当时英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工人和矿工。这与今天中国的社会生存状态的分布，基本一致。原因也是因为农村仍然处于农业补贴下的封建农奴庄园状态，导致大量的低人权劳动力的恶性竞争所致。但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并不是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失业工人的无产者。不能怪罪城市无产者中流氓数量最多，最激进，实在是生存环境最恶劣之故。

无论是从"向弱者倾斜"的立场，还是从社会稳定的功利出发，将眼光集中在生活基本稳定的农民，都是不恰当的。最贫困的是城市的无产者，动乱最危害的，同样是城市的无产者，特别是其中年轻冲动的流氓无产者。中国与英国所不同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农民和无产者的生活处境，要比中世纪繁荣年代的农奴和行会工人恶劣，而东方帝国则无论何时何人，都比毛主席年代，要幸福得多！

原因在于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城乡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贫困、最痛苦的岁月。一些如李敖之类的台湾人，无视毛主席的那一代历史，他们是打错了算盘！无论东西方任何人等，如果不理解大陆民众，对于毛主席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仇恨，而故意挑动大陆民众的伤疤，那么他们跟那些，死捧着公有制特权，要回到文革天堂，让大陆民众也过上朝鲜般的"幸福生活"的毛左一样，都是没有资格自称为人的！！

今天东方帝国的农民工，在"血汗工厂"中的就业群体，要比农村的农民处境要好得多。正是这种相对的"好"，令到农民宁愿离乡打工，也不愿意留在家乡种田。而这些人也象宪章运动的农民工一样，怪罪城市不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就业和福利，却不对自已的家乡被土地贵族盘剥抱怨！反而附和土地贵族和特权阶级的所谓"向弱者倾斜"！农村的农民的处境则比失业的农民工和市民的环境更好，更稳定。

所谓"农民工"的群体，与农村种田农民相比，实际上是拉大了内部的贫富差距。彼此攀比着充分就业时的薪水，或骄或卑，而对失业时的处境，耿耿于怀，称之为"户籍制度的万恶"。但废除户籍制度或者说"剥离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并不能增加就业，只是增加了城市失业者（包括农民工）的数量，并恶化了他们的生存处境。从而酝酿着越来越剧烈的社会动荡！"反户籍制度"大致相当于宪章运动。

城市不能增加就业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农村贵族对土地和粮食补贴的垄断地位（在英国就是谷物法），和在城市的工商业特许权，（在东方帝国就是林林总总的监管、审批、行业垄断、金融垄断……）。城市就业机会因为中世纪公有制经济成分残留而不能增加，农村"解放农奴"则没有提供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解放的"农奴处境反而更为恶化，又反而强化了贵族统治的地位……，这就是传统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