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英国和民国和俄国的饥荒;
传统公有制土地制度,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瓦解,都会出现"旧社会";
17-19世纪的英国农奴庄园的生活,和失地农民在城市中求生的遭遇,与民国时期之所谓中国旧社会大同小异。民国的社会经济固然不象毛帝国标准教材中状写的那样不堪,无论是在城市工商业特别是轻工业,还是在农村中远胜于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都足以说明晚清到民国战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与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前的邓中国相比,而不是与毛帝国水洗一样赤贫的天堂相比。
但否认民国存在饥寒交迫的穷人,特别是城乡的失地农民的贫苦生活,同样是不客观的。民国战前的农村,遭受着类似英国圈地运动压力式的,传统的农村农奴经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瓦解,也同样产生了大量因为残存的农村贵族特权,在市场经济土地贬值的压力下,通过行政垄断兼并田土而造成的失地农民(圈地运动)。同时城市工商业同样处于地方军政财阀和民国中央的严厉的管制和垄断压迫下。
如果17-19世纪的英国城市存在着穷人持续的饿死的话,那么民国时代的中国城市也必定存在着类似的穷人枕席的现象。按伦敦每年路遗数量约相当于当时英国总人口约千分之一比例,(伦敦是高纬度温带,比中国寒冷,穷人冻饿而死的比例会高一点),民国时代每年穷困饿死的数量约在平均10-30万之间,当是中肯的估计,也与当时中西方一些人士的观察吻合。
俄国的气侯条件比英国还差!则沙皇俄国同样口径的饥饿死亡,每年应在10万左右,并且集中在尼古拉沙皇在俄国"废除农奴"和仿照欧洲(实际上是模仿法国)式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莫斯科和彼得堡。当时与英国类似的是俄国有着更深厚的,更接近于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经济学"伦理的文化,而民国时代的中国则正处于被马克思主义精神洗脑的五四运动之中。
1905年,饥饿的彼德堡市民(无法核准户籍居民比例),按照基督教"道德经济学"的伦理传统,虔诚地举着"上帝保佑沙皇,我们希望有面包"的旗帜,地向位于彼德堡的沙皇冬宫游行和平请愿时,遭到沙皇近卫军的精准射杀!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一千多民众遇难。即使按照基督教"道德经济学""服从(合法性)与庇护"的伦理传统,沙皇就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沙皇又能如何改呢?回到中世纪农奴庄园的时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不能养活已经"过度繁殖"的俄国人口;更进一步的私有化改革,则将导致类似宪章运动(俄国就是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民粹运动,同样会要求沙皇回归,实际上是没有希望的中世纪农奴时代,沙皇同样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沙皇俄国走了保守的管制经济,国有化推进工业化的政策,最终失败于民族主义鼓动的一次大战。
缺乏基督教道德经济学伦理传统的民国,五四运动早就把相类似的孔孟之道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倒也没有俄国人的婆婆妈妈,更有英国宪章运动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指路明灯。无论是孙粉还是蒋粉,或者是后来的毛粉,无一不是在魔鬼三招的激励下,万众一心地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内战路上"为了进步而革命终生"。在人权解放的意义上,这是具有无私美德的"先驱",尤其显得可悲!
吸取了沙皇俄国和蒋王朝失败经验的斯大林和毛主席,防患贫民请愿于未然,用比强化版的农奴制度,所谓"农村户籍制度"即人民公社会,将农民牢牢锁定在农村里。农民不能再离开土地,城市里社会主义导致的失业危机用上山下乡,甚至加上计划生育"解决了",农民也乖乖地在家里,象英国治下的大饥荒的饥民一样,安静地饿死了。爱国主义的安静饿死,看来并非英国的特色,也非中苏的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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