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延续至今的道德经济学

中世纪延续至今的道德经济学：庇护与服从的权利交换；
费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萨缪尔森等，都是道德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道德经济学仅在于"进步手段不同"；
中世纪和奴隶社会不宜称为"剥削社会"；

理解了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道德经济学"，就可以把中世纪等级社会的经济模式，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联系起来了。详细阅读过凯恩斯《通论》的读者，大概都有印象，通篇的中心思想在最后两篇：消灭资本食利者，也消灭货币本身，——>将凯恩斯主义称之经济学，不如将"自杀方法大全"称为生活艺术更合适。

如果不理解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就不明白亚当斯密，为什么写完了《国富论》后又写一部《道德情操论》，也不容易明白，德国枢密院的权威学霸施莫勒教授，为什么会将奥地利学派人等，从德国学术领域全部赶走，连免费的讲座也禁止开设。同样，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统伦理，及与马歇尔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异同；以及为什么基督教会在19世纪开始，疯狂地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

要理解"道德经济学"，就要首先抛开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所谓"阶级斗争"，"先进技术的发明促成生产模式的转变，也促成了新阶级的形成"，"旧阶级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新阶级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些段子，估计国人都已耳熟能详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整套阶级斗争论，与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决定论"非常吻合，彼逻辑的关键在于，没有说明"技术进步"如何发生。

马克思主义在攻击私有财产的时侯，故意隐瞒了几千年的（贵族(含皇帝) Vs 平民）的等级社会史，而替换成"地主 Vs 农民"的斗争史；（马克思主义是篡改历史的一种个人性断言），理所当然地就掩盖了几千年历史中的"道德经济学"的真相，将几千年公有制社会的历史偷换成"私有制社会的剥削关系"，而忽略了包括奴隶制在内的公有制社会，是"庇护与服务"的道德责任的双边关系。

所谓道德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贵族与贫民的庇护责任的交换合作，简单地说，就是孔儒国学中的三纲五常，上下守礼。无论是在奴隶制的罗马，还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奴隶主 Vs 奴隶）及(国王 Vs 贵族)，以及（贵族 Vs 平民 ）之间的关系，都与文革时代的（毛主席 Vs 毛奴）的关系，如出一辙。如果不说毛主席剥削了毛奴及中国民众，就不能称奴隶主也是剥削了农奴的，不能说贵族剥削了农奴。

中世纪的农奴向教会交纳了十一税，就交换了灵魂升上天堂的临终忏悔的保证，和教会在尘世给予平民的道德保护，以约束领主不合习俗的胡作非为。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所称的"信神的好处"。贵族向教会交纳了部分税收，则换取了教会对其贵族世袭权益的认同，而不担心国王之命不可违；贵族和民众向国王交纳了税收，也当然得到了国王的保护。行会得到了垄断专营权，则负有赈济穷人的道德责任。

这样就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构筑了一个以原罪为支撑的"先尽了某种道德义务，从而交换某种权利"的道德社会模式；与东方国学儒教的道德社会，并无根本性的不同。由于中世纪道德社会的富人，是通过政治垄断和行政垄断（包括行会特许权的垄断）致富的，纯粹的市场致富（如高利贷，商人贩运）反而被视为道德堕落，因为他们是没有负有道德义务，仅仅逐利就得到了收入，被基督教视为大不韪。

相应地中世纪的民众之不仇富，必须建立在贵族和富人保其生存平安的基础上。当临灾荒时，屯积居奇（特别是粮食）就被视为罪大恶极，富人如果不能保证当地粮食价格低廉，则被视为富不仁的失职。此时就会发生民众哄抢粮店和仓储的事件，以提醒贵族和富人注意其道德责任。这种频繁出现的哄抢，不能理解为"阶级斗争"，这些民众也不是真的造反，而仅仅是对道德"经济学"责任的认同和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