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民主，人道主义和讲政治

英国（贵族党＋平民）的宪章运动的人道主义
（英国＋土著）的殖民地的人道主义；
（英国＋新教殖民者）征服下的爱尔兰要讲政治；
《谷物法》和爱尔兰大饥荒中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信仰；
1800s的英国民主，只有一万多位选民；

了解了英国在1840s的帝国政策和社会背景，就可以为同期英国在殖民地对土著的人道主义政策，对爱尔兰大饥荒的冷漠，和英国国内围绕着废除《谷物法》的民主进步，得到逻辑上一致的解释。英国在殖民地对土著的人道主义政策，以权力很大的殖民地监察官为代表，实际上由于英国当时是以监护下的自治制，保持对殖民地的宗主权。所谓保护土著，是敲打自治体的工具，意即"你们道德还不够格"。

殖民地监察官不干预地方事务的自治，而拥有针对土著的否决权，工作机理类似于罗马的保民官，并直接向伦敦负责。这样就培养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土著政策，实际上也影响了同期的英美对美国南方奴隶制的舆论，称其是"不人道的"。（是事实）。但在英国方面的舆论，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独立而言的，"看你们美国独立后缺了信仰，道德堕落成啥样子"，言下之意无非是"归去来兮，胡不归"。

随着英国各殖民地自治的普及，殖民地监察官的的职能，就与总督合而为一；而基层就派出"殖民官"，仍然作为基层土著社区的保民官，向总督负责。这就是英国在香港等地的总督的职责。而在爱尔兰，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爱尔兰不存在上层的自治体，以北爱尔兰为代表（厄尔斯特）的新教地主社群，并不追求自治，而要求英国强化对爱尔兰的统治，以避免17世纪爱尔兰起义时，对新教殖民者的屠杀。

这样在爱尔兰殖民地的"土著"，反而是占有土地的新教殖民者，成了英国保护的对象；爱尔兰本土自治体的利益，体现在爱尔兰象苏格兰一样被并入英国后，进入英国议会的几十名议员的身上。由于爱尔兰人口高度贫困，因此这几十名爱尔兰本土的议员，一边要求扩大爱尔兰的议席，一边反对辉格党提出的扩大普选权的种种提案。1800-1830年间，所谓英国民主，有选举权的英国人，只有一万多人。

由于财产权和贵族身份的限制，600－800万英国，只有一万多人符合苛刻的选举权要求。注意，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不是一回事！而当年雅典的民主，50万人口中，只有四万名成年公民有选举权，实际上比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还要普及。由此也可以想见，美国独立后，尽管仍然保留财产限制，由于土地自耕农的分配体制拥有选举权，选举权在本土居民的成年人中接近100%，是多大的进步！

英国彼时所谓民主，只是几百名议员的党内民主，这几百名议员就是从两百多个选邑中选出，其中一半选邑已经破败。这样的民主就必然被掌握在按选邑和出身而参政的贵族寡头的手上，特别是当贵族集团吸引了17世纪以后的富人革命新贵后，对英国政治的控制力，就更是牢不可破。1770-1830年的托利党的专制，托利党联合宪章运动所提出的人道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宪章运动是落后的手工业行会的工人破产后，攻击资本家带来工业化的进步，要求回复古老中世纪许诺他们的行业垄断特权，所持的就是人道主义；而托利党所持的，恰恰也是古老的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的（皇帝＋贫民）的政治联盟，（（英国＋土著） vs 殖民地自治体）只不过是同类模式的海外延伸。这一联盟受制于爱尔兰的征服型政治，因为无法用同样的人道主义逻辑敲打爱尔兰的自治倾向。

（托利党＋宪章运动）的政治联盟既然反对"废除谷物法"，那么当然就对爱尔兰的饥荒熟视无睹。一边倡导自由贸易，一边强调粮食自给，坚持农业补贴性质的谷物法；接受爱尔兰饥荒不可控制的事实，就与宪章运动的平民诉求背道而驰。这一矛盾在提供了辉格党等反对谷物法的充足弹药的同时，也令英国当时的（贵族＋平民）集团，在满口人道主义的同时，对爱尔兰人的死难仅推托于"信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