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牛二仇富，难以组织，易于煽动；
赤贫无富人可仇时，贫民牛二的矛头就会指向帝国统治者；
"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政治必要性；
为什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会成为道德流氓的制高点？
因为贫民认皇帝，和平时甘于当牛二仇富，就自以为贫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擎天柱；又因为小私小资自治社区要关切私有财产的可持续性，而不得不对皇帝的远大理想斤斤计较，而误以为私有财产让小资小私们不爱国，专门跟皇帝的宏图大计过不好；从而让一些大权在握的帝国统治者，采纳了历代帝国败灭最有效的政策——>防民之富甚至防川！打压了富人的同时，又扩大了赤贫，还自以为得计！
贫民牛二的仇富，尽管难以组织，却易于号召；其所谓忠于王权，只是在和平繁荣的经济形势良好时期，并且王权仍然有足够的民粹号召力，专用于非法打黑时才有用；——>既然是形势稳定的时期，又何必号召民粹的非法打黑呢？依法治国，不是更能稳定政治形势，并且令经济可持续地发展？更严重的是，"不易于组织"的民粹牛二"仇富"，在经济形势恶化时，很容易就会仇视王权，而不是"忠于"。
套用香港商业界常用的一句谚语，穷人无产者对王权政治的支持，实际上是代价非常高昂的政治高利贷，"晴天的雨伞"。所谓"晴天的雨伞"本来是指银行的贷款，当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时，银行就跟在你的屁股后面送贷款，利息低，数量大，各种优惠接二连三；但稍稍风吹草动刮风下雨，就把雨伞全收走了。（很形象地描述了商业中的回避风险成本的逐利行为）。
穷人无产者仇富的所谓"亲皇忠君"，（典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王权政治的意义，也是这样一种"晴天的雨伞"。在和平经济繁荣时节，根本对于巩固皇权就是多余的；而在政治动荡时，这些所谓的忠君的无产者组织发现无富人可劫持时，就会转而攻击"不能让穷人吃免费午餐"的政府。结果就是在和平时掏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动荡时酿造了对自已的革命，搬起石头砸了王权政治自已脚！
如果说帝国统治者，没有意识到富人消失后，自已就会成为暴民政治的革命对象的话，那是低估了帝国统治者的政治智商；否则就不会出现"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公有制传统权术了。妖魔化他国异族，本身就可以服务于"劫平民小康，用无产牛二，保王家权贵"的政策目标，只需要把手无寸铁的平民，根本王家政治需要，扣上一顶"汉奸，法奸"之类的帽子即可，——>此类帽子只特产于公有制背景！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示形于外，实侵于内"，似乎用种族、文化、民族的天然区别，利用了社会进化论中，个人与群体的个体行为具有一致性的群居性生物的特点，令到仇富运动的贫民无产者（及其组织），误以为"必须是他国异族，才是穷人的敌人"，还可以将公有制造成的贫困的责任，转嫁到他国异族的。象朝鲜将其贫困归责于美帝国主义，毛主席也将毛灾归因于美苏封锁，"逼债"之类。
因此只要是公有制帝国立足于"防民之富甚至防川"的短视权谋，则"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必然的社会逻辑结果。但这样的话，就构筑了一个合理的政治逻辑，只需要有另一个民族主义姿态的人，同样从民粹的立场出发"向弱者倾斜"，更能对阶级敌人（一般是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雷锋的话），那么就将动摇原有公有制帝国统治者的合法性。此即所谓阶级斗争。
希特勒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毛主席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了蒋介石。这样就为原有的帝国的统治者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要保有政治合法性，就必须表现得"最爱国"，并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养活自已的那些无产牛二。但是在沉重的国际对抗的负担下，要避免公有制越来越穷困直到崩溃的命运，是根本不可能的。魔鬼三招有彼此联系的逻辑，结局却只有灭亡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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